“很多好的东西不容易移植到中国来”——沈善炯院士访谈

■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西南联合大学。它是“民主堡垒”，风气非常好，既严肃又自由，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师和老师之间，关系非常融洽。
■我接受了加州理工的文化，很想将它移植到自己主持的小空间来，可很多事情一到中国就不好弄。
■不能排斥自由研究，不能动不动就去批判别人，中断他们选择的研究。科学上自由思想、独立思考的精神建立不起来，这是致命的。
■五四运动在提 “赛先生”的同时还提“德先生”，两者密不可分。光造点房子，买点设备，给“长江学者”们投点钱，不可能产出国际一流水平的科学成果。

□受访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沈善炯院士

□访谈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熊卫民

今年92岁高龄的沈善炯院士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早年受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拥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广阔的科学视野，对中国科技界长期存在的积弊亦有清醒深刻的认识。笔者对沈院士的访谈就是从他早期的经历开始的。

沈善炯简介
沈善炯（1917-），微生物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195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历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他在抗生素、细菌的糖代谢、细菌的氮代谢、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先后获得国内的多项重要奖项，如中国科学院成果奖（1955）、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79）、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6）等。加州理工的优良传统

熊卫民您经历过不同的时代，在多个不同的机构学习、工作过，哪个地方令您印象最为深刻？

沈善炯 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西南联合大学。它是“民主堡垒”，风气非常好，既严肃又自由，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师和老师之间，关系非常融洽。大家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觉得自己肩负抗战胜利后重新建设中国的使命。虽然条件简陋，但同学们学习非常刻苦。我的挚友申泮文常说，爱国主义出英才，我很赞同。

如果说西南联大教我怎么做人，那么加州理工则教我怎么做科学。在那儿，竞争和合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家都在为真理而奋斗。我举个例子，众所周知的德尔布吕克在当时是反对比德尔“一个基因一个酶”学说的，可比德尔接替摩尔根担任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后，马上把他请了过来。比德尔还接纳了许多别的思想活跃的学者到他的实验室来工作，他们可大致分为三类，分别对比德尔的学说持支持、怀疑、反对态度。三种人在一起合作、辩论、竞争，其结果是丰富、改进了他的学说——后来就不叫“一个基因一个酶”了，而叫“一个基因一个多肽”。这让我体会到，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同意见来竞争。在什么基础上竞争？在合作的基础上——大家都是为了探讨真理。

谈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我回国之后（不记得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了）遇到的一件事情。国外一个人到上海来做报告，我们的一位科学家问他：你有一个菌种，能否给我？他说：这个菌种，你们旁边的研究所已经有了嘛。这是最大的讽刺。一个菌种、一个实验的材料，国际通行的惯例是，文章发表后可以找作者去要。可我们国家的同行之间却不能互通有无。

后来发现，“一个基因一个多肽”的学说还有问题。要知道，没有一个学说是绝对正确的，发现理论、学说的不足之处，这是科学的进步。比德尔说过一句话：“建立一个好的学说是不容易的，因为学说必然很讲逻辑，但是自然常不是这样，也即事实并非如此。”说完后他自己忘记了，我老师哈洛威士把它记下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好极了。

熊卫民德尔布吕克当时是专职做研究，还是兼当教师？

沈善炯 他还给我们开课，记得我听过他的生物物理课。这个人思维特别活跃，经常与同事们激烈辩论，尤其是在上午的咖啡时间。除了周末外，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