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朋友】六十年经济轨迹中的外援力量

这里记录的是一段近乎被忘却的经济援助的历史,一群投身中国、感受中国的寻常洋百姓,以及一个自始至终与中国不离不弃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无论是国家、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持有什么样的初衷和目的,无论还存留着什么样的歧见或摩擦,他们作为中国朋友的足迹已经成为新中国六十年历史里不该被忘怀的部分

■编者按:六十年的中国一路走来并不孤独,从不缺少朋友。这里记录的是一段近乎被忘却的经济援助的历史,一群投身中国、感受中国的寻常洋百姓,以及一个自始至终与中国不离不弃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无论是国家、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持有什么样的初衷和目的,无论还存留着什么样的歧见或摩擦,他们作为中国朋友的足迹已经成为新中国六十年历史里不该被忘怀的部分。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合作,不再是政治与经济纠缠不清的“朋友”关系了,而是越来越遵守国际贸易准则的平等伙伴。

1950年2月14日,这是西方盛行四百余年的“情人节”。有趣的是,就在这一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也是新中国签署的第一个对外友好条约——新中国开始了在国际上“交朋友”的历程,似乎有了一个浪漫的开始。不知道当天晚上主持晚宴的中国驻苏联首任大使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朱仲丽,是否在私底下交换了礼物。

这次出访,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领导人出国访问。毛泽东、周恩来均在其列。几个月前,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亲笔签署了第一份外交文书,“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在回来的路上,毛泽东就开始考察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毛当年的卫士李家骥回忆,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必去参观工厂。回国后,毛泽东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实际上,带有某种结盟意味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给中国的最大帮助,正是此后持续10年的苏联对华援助,奠定了新中国几乎所有的工业基础。也掀开了60年中外经济合作的序幕。

除了外交官以外,随着这些中外合作项目来到中国的外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国人民能接触到的惟一的“外国朋友”。

1950年代同志加兄弟

“我爱中国像爱我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她献出我所有的一切”

据苏联档案记载,1950-1956年7年间仅到中国一个国家的苏联专家,就有5092人。1956年以后,苏联撤回了在东欧各国的大部分专家和顾问,但在中国的专家则继续保留下来,且还有大量新增者。

此间中苏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达到156项,1955年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颁布,通称“156项工程”。

上世纪50年代到中苏分裂以前,苏联一直是中国的榜样,以至在中国的大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彼时对苏联的认识,除了政府的大量宣传外,即是通过苏联文学和电影在中国的传播。而他们能够直接接触到的苏联人,只有这些派遣到全国各地的苏联顾问和专家了。

苏联专家对中国工业基础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本溪煤铁公司的产品合格率,在苏联专家到来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就从16%提高到88.5%,阜新发电厂安装第一台发电机组的过程中,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使基础工期缩短4/5,提前一个月竣工。水利、铁路、造纸、基建、石油,无处不活跃着苏联顾问专家的身影,“科瓦廖夫工作法”、“斯图加廖夫采煤法”、“涅衲阔洛夫方格调查法”,翻开1950年代的中国工程技术史料,简直就是在阅读一本翻译本的俄国小说。

而对这些苏联专家的接待,中国也是极尽所能,所谓“同志加兄弟”。公安部总顾问伊万诺夫的工资,甚至比部长罗瑞卿的工资还高。苏联专家克洛科奇回忆,1950年代他到中国以后,每月不仅以前在苏联的5000卢布工资照发,还能从中国领到530元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每月大约还剩余300元”。实际上,除了工资以外,中国还承担了派人给苏联专家清扫房间和卧具等各种生活帮助。甚至苏联专家在中国休假和避暑,其车船交通费也由中国政府承担。

等到1960年苏联撤回驻中国专家之时,苏联专家们已经与他们的中国同事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们听说撤走的理由是“苏联专家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能满意”的时候,很多人都无言以对——在他们看来,很少有能比在中国工作更满意的生活了。

但历史是不以这些小人物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批一批的专家在1年的时间内被迅速撤走,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讲述了火车站欢送的场面:局里所有的军官都来给我送行。很多很多的鲜花,还有管乐队演奏。当火车启动的时候,我的翻译哭了,我也非常伤心。

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走时说:“我爱中国像爱我自己的祖国,并准备为她献出我所有的一切。”“我一生中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当然,他一直没能再回来。

1960-70年代,从“43方案”到“洋跃进”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

中苏关系的破裂,不仅导致了中国在外贸等获取外汇的重要途径上受挫,也致使中国最重要的技术来源突然中断。而此间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也一度影响了对外技术引进和经济合作。

但依然孱弱的中国工业,仍旧缺乏自造的能力,进一步的发展还是得依赖国外技术引进。

失去了苏联支持的这段时期,几乎只要是愿意提供技术,与中国合作的国家,都成为了中国的目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西方发达国家也可以。新中国第一次尝试从昔日的敌人那里获取帮助。

1964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突然说:“我考虑到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到中国来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同年,在会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他再度表示,“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

口头上的通融,还是要到近十年以后,国内政治形势相对稳定,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破冰以后,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1972年初,中国拟从日本、法国进口若干设备。最初计划用汇2.7亿美元,最后扩展到进口多项成套设备,总计用汇达到43亿美元,是为“43方案”,而当时,中国一年的外贸总额不过44亿美元。

这亦是新中国第一次直接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奠定了中国石化工业的基础。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这些如今中石油中石化的老牌骨干企业,无不是当年“43方案”的结果。

1975年,《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出台,即掀起了被称为“洋跃进”运动的中国工业体系又一次大规模投资热潮。为了实现其中的宏大目标,国务院制定了八年引进计划,所需外汇已攀升至65亿美元。

遗憾的是,这些浸染着决心的引进方案,因各种原因被迫暂停。直到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国才正式启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对外经济合作。其中的标杆项目,就是中日合作的“宝山钢铁公司”。

1978年,乘坐新干线由东京前往京都访问的邓小平在参观新日铁的新工厂时,立刻对陪同参观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因为宝钢项目,斋藤英四郎当选当时的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而其间中日友邻关系之和谐,以至于1989年邓小平正式告别政治生涯,竟是在与斋藤英四郎率领的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的会见上。邓小平表示,“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最后道别时,“斋藤先生双手紧握邓小平的手,深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希望您健康长寿!”

日本对华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官方发展援助)在第二年,顺应着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开始了,那些低息且还款期长的日元贷款解了当时中国发展多少燃眉之急,至2002年3月底,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的累计折合人民币1433亿元,占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竹内克之和对华ODA一起来到了陌生的中国,他成为了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前身)北京代表处的第一任首席代表,并一呆近6年。令其至今难忘的是当时中方积极用心举办的学习班。这些学习班的内容涉及国际竞争招标的必要性和有效方法等多种课题,还有定期的业务例会、现场实践等。

他能感受到那时所接触的中国人扑面而来的善意,“朋友,朋友”,这也是他认为的很多年里中日关系相对最温情的朋友时期。

不管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作为中日经济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对华ODA已经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象征,亦为中国早期经济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后,几乎每届日本首相访华时都带来日元贷款项目。

这时候,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了。

改革开放:“帝国主义”回来了

他们并不被认为是来帮助中国人的,而是来赚中国的钱的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让西方跨国企业回到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市场。上次他们在中国逗留还是在遥远的解放前。

中国在接触这些被称为“帝国主义资本家”时,则是从一开始的小心谨慎,随时警惕外国人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危害,甚至不允许外商独资企业产品在中国境内销售,到“以市场换技术”,进而全面地“开放”,乃至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

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朋友”们,也从政府层面越来越往民间转移。那些援手背后承担的特殊年代的政治功能也好,外交策略也罢,渐渐过渡到相对纯粹的市场共赢平等的动机。

最初最好的故事是上海大众的建设。很多年以后,德国人在中国取得的成功,都成为MBA课堂里的典范案例。

在上海大众以前,中国的汽车工业,基本上停留在欧美二战时期的水平,完全仿制苏联1950年代的型号。而桑塔纳这个型号,则是德国大众1980年才投产的最新车型。

上海大众项目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影响,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他们引入的现代管理体制和质量控制体系,在1980年代简直是一场“革命”,参与项目建设的德方经理马丁·波特斯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想在全世界生产有同等质量的产品,那我们就需要有相同素质的员工”,他们在安亭设立的员工培训基地,第一期投资就达750万马克,那可是1985年的事情。

上海大众的德国专家们此时再也没有得到1950年代的苏联专家的极高待遇了。他们需要学习中国文化,学会怎样和中国打交道。因为在当时,德国大众并不被认为是来帮助中国人的,而是来赚中国的钱的——这也是一开始,中方坚持德方的股份不得超过50%的原因。

朋友的友谊之外,更实质的是市场经济甫启阶段,彼此对于利益的计较,德方总经理HeinzBendlin在接受杂志访问时回忆说,“要学会和中国人谈判,中国人的概念是‘一步一步来’,如果他们说没有问题了,实际是还有很多问题。要学会耐心,也要学会除了谈判桌以外,旅游、宴会,都是可以达成谈判的地方。”

这已经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到了1990年代,涌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大大消减了这种敌意。但要到彻底接纳外商独资企业在华销售产品,则要更晚的时候。

彻底经历这一转变过程的,是1995年才正式将在华代表处升级为中国公司的微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受到最大版权问题侵扰的微软,与中国政府,尤其是当时信息产业部的关系并不好。而微软中国的设立,在初期最大的任务,就是政府公关。

他们在中国的第一个CEO,是号称拥有“大使级公关外交能力”的台湾人杜家滨——此后,所有的微软中国区总裁都是华人或者华裔,充分体现了微软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尊重。

为了赢得当时中国政府对其在华注册独资公司的认可,杜家滨临时获悉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到美国开会,立刻飞到美国,邀请这些官员到微软公司参观访问,让他们了解微软,“回来以后,这些官员帮了很多忙,因为他们真正了解了微软。”

独资公司设立之后,微软中国与中国政府紧密合作,在帮助中国信息化方面出力颇多。直到2001年比尔·盖茨访华时,微软对有中国特色的“盗版事业”都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就算是偷,我也希望他们是偷的我们的产品。“帝国主义”回来了,这一次,他们不仅与中国企业在市场上直接竞争,也为中国带来税收、技术、就业、现代企业管理等一系列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增长动力。要证明他们的重要性很简单,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遍地皆是的“工业园”,无不以引入外资,尤其是世界500强作为自己最大的梦想。而广东、苏南,乃至上海的经济增长神话,都少不了外国朋友们的帮助。

直到中国加入世贸,依靠FDI(外商直接投资)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日益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对“外国朋友”的需求才不是那么“求贤若渴”。但即便如此,在强调“自主创新”的今天,中国的诸多标杆工程,神舟飞船、和谐号、3G、歼十战斗机,乃至汉芯、龙芯,亦大多得到了包括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技术支持。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合作,不再是政治与经济纠缠不清的“朋友”关系了,而是越来越遵守国际贸易准则的平等伙伴。

(部分资料参考自沈志华所著的 《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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