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记者问”中的朱镕基

朱镕基是一个较真的人,对于外界有人给他的“卖国贼”、“赤字总理”称号,他一概不予接受。

朱镕基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回归”公众视野,再次将人们拉回那个属于他的年代

“一天到晚都头疼”

朱镕基总理的任期并不长,只有5年,就是这5年,让他走进了历史。观察家们分析,朱的成名源于之前中国政坛少有像他那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比如,第一次以总理身份公开亮相,他“地雷阵”、“万丈深渊”等极富形象色彩的比喻,让公众兴奋、激动,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改革的艰难现实和窘境。

朱镕基对改革是这么定义的,他说:“改革,是一场人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极大的变革,所以不能不产生矛盾,也不可能不遇到阻力,有时候,会引起一些并不很了解前景的人的一些不满。”

“比方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时候,中国曾经有1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或者说失业。这当然引起了社会不稳定,一直到现在(2000年9月,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这些下岗职工也不可能完全都能就业……”

“又比方说,由于我们采取的农业政策的成功,中国人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粮食不是不够,而是超过了需求。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不断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引起了农民的不满。”

2002年3月,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坦陈了自己的忧虑:“我一天到晚都头疼,最厉害的,就目前来讲,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4年里,国家的公务员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工资……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在3年里面已经基本脱困,很多企业职工的工资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比较起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得不快,个别地方还有下降……”

在1999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理一年的他感慨异常:“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的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

话锋一转,他又说:“我所不满意的,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也感觉到,有个别部门和地区没有很好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

让人民来评价

朱还未卸任时,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对本届政府的评价,“由人民和历史来做。”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他也常从历史感角度出发。

针对美国迟迟不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朱镕基幽默地说:“克林顿总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现在不批准,恐怕要后悔20年。我可以加一句,不只是后悔20年,恐怕千百年以后,美国人民翻到这个历史的时候,也会要后悔,为什么当时犯这个错误,掩卷而长叹……”

针对人权问题的提问,朱镕基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我告诉她一句话。我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她说:‘是吗?’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说:‘不是吗?我比你大10岁,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同国民党政权作斗争,参加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上中学呢!……中国几千年是封建社会,还有过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50年,50年怎么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在很多人的脑海以及媒体的报道轮廓中,朱镕基是一位锐意进取的革新者,可他自己并不这么看——“我称不上改革的先锋,绝对不敢称自己是改革的旗手。这个旗手应该是邓小平先生,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我在经济改革中所做的工作,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当然,开创经济改革新局面这个工作是很艰难的,我做的一些具体工作还是比较轻松一点……”

朱镕基的“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等名言影响深远,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这个“名言”,他也进行过澄清:“我在就任总理的时候,曾在记者招待会上面讲过这样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我没有说我已经踩在‘地雷’上,没有。这是表示一种决心。”

就总理任期,他曾这么总结:“我在本届政府就职时提出的经济改革目标,现在(2001年10月)已经基本实现了。当然,我说的基本实现是指我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整体的中国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要走的路很远。”

“至于政治改革,我认为,在我的任期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西方国家所认为的政治改革和我们理解的政治改革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认为的政治改革的标准是,是否实行多党制,是否实行普选,是否实行‘三权分立’。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他们当然感到失望。”

“现在,有一个现代化的工具叫Internet。Internet上骂我们的言论有的是,天天都可以看到骂我的话。(但是)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没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朱镕基对于个人经历,不是说“不值一谈”,就是讲“没什么可说的”,尤其不希望别人学习他,因为“没有什么优点,除了埋头苦干以外,不希望别人学习”。

“关于我,有种种传闻,或者说传奇。我知道目前为止(2000年10月),至少有11本关于我的书,我没有时间去看。它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这些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值一谈。”朱镕基说。

在《答记者问》中,他罕见地几次谈到自己的个人经历。

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社会长采访时,他说:“我出生后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又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所以那段日子是很艰苦的。就像孟子讲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许是这种挫折与磨炼有助于自己的成长。我不管受到什么挫折和磨炼,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起,就立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没有小时候那些挫折和磨炼,我今天就当不上总理,就不会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

1999年4月2日,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行人采访时,朱也谈到幼年经历:“我是靠我自己个人的努力,才能够受到教育的。也许这培养了我一种性格,就是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在2000年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针对台湾问题的提问,他动情地回忆:“抗战全面爆发时,我只有9岁,救亡的歌曲,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够允许自古就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他描述了青年时代的情形:“我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清华被称为‘中国的MIT’,我所学习的教科书大部分是从MIT来的,当然,不是从美国来的原本,是在中国影印的……我当时就憧憬有一天能够到MIT来学习,而且拿一个学位。”

2000年10月14日接受东京广播公司采访时,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吃了很多亏。我的一生中经受过很多的挫折,你很难想象。”

这种青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种经百难而不回的勇气,让朱镕基为政时多了许多坚忍,少了一份中庸。上任伊始,他喊出了“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惊人之语;在中美关系最敏感的时候,在美国媒体将其照片用得“像个死人”的情况下,他依然前行,“因为,既然你们(美国部分议员)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

这些称号不接受

但朱又是一个较真的人,对于外界有人给他的“卖国贼”、“赤字总理”称号,他一概不予接受:

“我当上海市长时,主张在上海设立AIG分公司,有人说我‘卖国’。可惜我当时作为上海市长还没权力批准AIG在上海设分公司。直到我1991年到北京任副总理之后才批准。”

“大前年(1997年),我跟乔治·费舍尔先生谈,请他的柯达公司来中国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人第二次当成‘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了中国,大量地投资,促进了中国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最近在春节活动的时候来对我讲:‘我以前讲错了。’”

“我相信,今后我不会第三次被称做‘卖国贼’了。”

“对于外界称我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经济沙皇’等,我都不高兴。”

“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我查了手头的资料,我只查了二十几个国家。2000年,19个国家都有赤字,包括一些发达的大国。所以,问题不在于财政有没有赤字,而是这个赤字的水平是否在承受能力范围以内,特别是这个赤字是用在什么地方、‘赤’在什么地方……

“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

“我不孤独”

在很多媒体乃至传记的描述中,朱镕基都是以一个带有几分孤独意味的改革者身份出现,但《答记者问》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朱镕基对此并不认可——“我一点也不孤独。”2000年9月21日,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和NHK的采访时,朱镕基说。

“每天要看无数的人民来信,每天有无数的人打电话要来见我,我不能全看,也不能都见。我一年所批出去的文件包括人民来信接近一万件。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我的办公室等着我一个一个地见他们。”

那么,作为一个总理,朱镕基的业余生活是怎样的呢?

“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睡觉的时间都不充足,根本没有时间从事体育运动和文娱活动。几年以前,我偶尔还打打网球,现在没时间了。”

“欢迎外国的政府首脑也好、元首也好,最多也就是参加会谈和宴请,从来不参加文艺活动。不是我不喜欢文艺活动,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在国内参加文艺活动,一年也就是一两次,最多也就是3次。”

“平时,我就是在自己的院子里散步,转圈。院子太小,转起圈来头晕,但我必须保证每天散步一个小时。我爱好文学,也爱好音乐,但现在既没有时间读小说,也没有时间听音乐。所以,我的生活很简单。”

“为了让脑子休息一下,我近两年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是与我的夫人散步时,一起去背颂过去所念过的中国古诗,最近(2000年6月份)我们在背《长恨歌》,描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现在可以全部背下来了。”

这怎么能说是业余生活呢?

可这确实是一个总理的真实状态——“每天不断地开会,不断地批文件,工作非常枯燥”。可朱镕基“丝毫不知疲倦”地在进行他所担负的政府的工作。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经过差不多20年的挫折(1958年,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经历许多坎坷,1978年调入中国社科院,方恢复党籍)。”

朱镕基的大学同学告诉本刊,退休后,朱镕基的生活变得清闲起来,冬天,他会到南方避寒,气候适宜的时候,会到各地走走,每天爬一个小时香山,下午散步一个小时,再就是拉拉胡琴,和夫人劳安来上一段京剧。

当然,《答记者问》这本书还告诉读者一个小秘密:“我在家里是完全听我夫人的。我的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全部上缴给她了。”

(本文的朱镕基引文取自《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向编辑该书的人民出版社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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