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骂张艺谋?——张艺谋批评史

期望一部电影只是一部电影,一个张艺谋只是一个张艺谋,不要一种声音长期占据公共空间,亦不要一个张艺谋总是沦为中心话题。

编者按:我们制作一份清单,张艺谋批评史。目的不是清算张艺谋,亦不是清算批评张艺谋的人。不是为了留恋过去,甚至不是为了关切今天,倒是为了期望将来。

期望我们有更多样的创作,有更多种的声音,亦有更多的平和;期望我们终竟不免时代的烙印,却能够不受时代的绑架。

期望一部电影只是一部电影,一个张艺谋只是一个张艺谋,不要一种声音长期占据公共空间,亦不要一个张艺谋总是沦为中心话题。

这一层家常的意思,说给我们的电影业者、观者、批评者、管理者,和我们的媒体同业。

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是拍部《活着》,也会被人骂。——张艺谋

谢晋走了,张艺谋来了

“张艺谋的沦落,终究是电影制度的问题。一个问题成堆的电影体制,把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这个富于才华的导演,最终辜负了我们25年前对他的热烈期待。”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当年对张艺谋的捧,是从对谢晋的贬开始的。

据朱大可回忆,最早批评谢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劼,在上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主办的一个电影讲座上,首次提出“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赢得在场工人影评员的热烈掌声。

1986年7月8日,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谢晋电影的商业性质”,以及“标准的好莱坞审美眼光和习惯”:“更令人不安的是谢晋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

文章被大量转载,引发了关于谢晋电影的大讨论。

李劼发表了《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文章。认为谢晋这位颇有才气的导演,在银幕上向四周“团团作揖”,以换取一片“热烈而盲目”的喝彩声和掌声。

“当时评论界的批评锋芒所指,与其说是谢晋电影的媚俗,不如说是谢晋电影在权力面前的卑躬屈膝。”李劼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对张艺谋电影的挖掘,是在这场批评后不久发生的。“大概是1987年,《红高粱》到上海首映时,《文汇报》的文艺部主任给了我一张票,叫我务必看一看。我去看了之后,觉得有些新意,在随后由《文汇报》举行的讨论会上说了这意思。”李劼说,出席那个讨论会的,都是当时所谓的先锋人物,比如张献、孙甘露、格非等。“《红高粱》在上海文艺评论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有人当场表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盛大节日。《红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电影不再按照权力意志炮制,而是随着创作者自己的意愿编导。”李劼说,对谢晋的批评给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登场,扫清了道路。

几个月后,《孩子王》上海首映式上,陈凯歌高兴地对朱大可说:“你的刀捅到了中国电影的肺叶子上了。”“对《红高粱》的肯定,确实是希望中国电影有所改观,突破谢晋模式。”李劼没想到的是,“张艺谋后来会变得谢晋第二,并且比谢晋还要谢晋。”

2009年2月,张艺谋在北京参加2008CCTV体坛风云人物颁奖,他获得体坛风云人物评委会大奖,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两次登台领奖,他已经被看成北京奥运会的代言人 图/晓晨

张艺谋在《活着》片场。在李劼看来,张艺谋拍大片是无奈,也是必然:“《活着》的遭禁使张艺谋面临如何活着的问题,最后张艺谋选择了谢晋的团团作揖,为了他的电影事业能够继续活着。” 图/CFP

朱元璋式的传奇

张艺谋是用来推翻“谢晋模式”的“武器”,但张艺谋从来就不是这其中一员。

张艺谋一出生,父亲头上就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压抑、扭曲。

1978年9月,超龄6岁的工人张艺谋几经周折,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由于当年学院招生过多,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贴出大字报,针对学院扩大招生名额和破格录取学生的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已经入学的张艺谋经历了退学、再入学,两进两出才艰难完成了4年的学业,这不是他的同班同学陈凯歌、田壮壮等人所能体会的。

“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李劼总结说。

1988年2月23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消息传回中国,被认为是“为国争光”,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举行了庆功宴。

然而,仅仅三个月后,风向就开始变了。1988年5月起,以《中国电影报》为大本营,发表了一系列对《红高粱》的批评文章。

5月5日,《中国电影报》将这部作品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10日,该报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将批评的调子升为“辱华”。

此后,《文汇报》同时刊登了批评和肯定《红高粱》的文章,作家白桦是支持者之一:“‘红’片表现了旧时代的民俗、民风以及私生活等,我并不觉得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传统性很强,恰恰接近过去的生活真实。”

当年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昊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说:“如果一部影片在国外获了奖,我们反而太敏感,很警惕,总认为外国人搞了什么鬼,以致于原来自己认为是好作品也不敢再说好了,这难道是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吗?”

“谨小慎微”的张艺谋对批评尤其敏感:“《红高粱》在筹拍阶段,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等到《红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责‘《红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混混噩噩,缺乏崇高感’。”

其实不光是张艺谋,陈凯歌的《黄土地》也被批评“没有跟上火热的时代步伐,展示了中国蒙昧落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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