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出版史

费正清和崔瑞德是1966年开始策划《剑桥中国史》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发展成一个编写长达近50年的计划,更没有料到,这套由西方学者编写的中国史居然会在中国出版。

“外国人写的中国史,有的比我们自己人的书更耐读。比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比我读到的中国人编写的中国史好得多,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作家杨争光在回顾自己30年阅读史时说。

无独有偶,和他有同样感受的有雷颐、吴晓波、秦朔等学者,借助费正清的眼睛,他们反而认识真实的中国。在30年来的阅读调查中,《剑桥中国史》是中国学者们书架上的必选书。

2010年1月8日,即将面世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新书封面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亮相,成为人文社科书里的最亮点。和它摆放在一起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修订出版的《剑桥中国史》11卷本。

将出版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

中国通史需要改写

“《剑桥中国史》是我们出版社的镇宅之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主任王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胡乔木决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专门出版高品质的人文社科图书。“胡乔木当时说,‘如果有哪本优秀著作他们不出,你们可以弹劾我’。”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回忆说。

1980年,社科院历史所把《剑桥中国史》列入出版对象。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出国外的图书不用征得作者和原出版社的同意,也不用支付版税。1985年2月,《剑桥中国晚清史》按照当时的惯例出版了,立刻在学术界引发了反响,第一版很快卖光了。

王俊义觉得《剑桥中国史》给中国学者带来一种新的视角。“中国史学家学术研究受政治干预多,用机械唯物主义观念写历史,总是先写农民运动,文字也比较干巴,可读性不强。胡绳的近代史用三大高潮把历史简单化了。”

王俊义记得当时季羡林说过一句话,“过去的中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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