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陈寅恪

双亲寓居岭南二十载,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年月,父亲依旧教学、撰文,直至被迫停止讲课。父亲已经适应了目盲的生活和工作,不幸刚过古稀之后,又遭股骨颈骨折的厄运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前途未卜

1945秋至1946年春,父亲在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视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复明。就医期间,父亲时常与Duke-Elder大夫交谈,相互十分投缘,后来主刀大夫主动提出不收手术费,令父亲非常感动。在英国治疗期间,邵循正、熊式一等多位友人常来探视并帮助写信、念报、读小说及做种种杂事。由于目疾未愈,父亲正式辞去牛津大学教职,候船归国。

1946年春天,父亲搭乘Priam轮横越大西洋绕道美国,是因为当时对美国医师能否进一步治疗自己的眼疾,还抱有一丝希望。本年1月,在纽约的胡适,曾建议父亲到纽约哥伦比亚眼科中心诊治,并要了Duke-Elder所写的寅恪在英国治眼的最后意见书,征询哥大专家有无挽救之方。哥大眼科中心的Mc.Nic大夫与同院专家研究后答复说,Duke-Elder尚且无法,我们如何能补救?4月16日,航抵美国东海岸纽约,停泊在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胡适请全汉升带一信送到船上,告知这个坏消息,左眼复明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父亲很觉悲哀。故船抵纽约,便留在船舱休息,没有上岸。4月19日,老朋友赵元任夫妇和周一良、杨联升听说父亲到了纽约,登舟相会。

父亲国外游学十余年,不只一次航行经过酷热的苏伊士运河,而乘海轮通过巴拿马运河——全球最长的水闸式运河,由大西洋到太平洋,平生唯有此次。由于两大洋水平面有差异,轮船在运河中需上升三个“台阶”,然后再降三级,才到彼洋。父亲在感受船身升降“台阶”的同时,听船上人描述过闸,饶有兴趣。父亲所乘的轮船经美国西海岸,横渡太平洋,于5月末抵达上海。而此时母亲及我们姊妹尚滞留四川,等待交通工具,未能出川。

同年6月,王锺翰老师与我们家四口人,一同乘敞篷卡车由成都到重庆。将要到达时,卡车与对面来车错车,一个急刹车,流求的头部被碰撞,短暂丧失意识。到重庆的医院急诊,诊断为脑震荡,医嘱卧床休息观察。王老师同路到重庆后,旋即回湖南老家探望母亲,不久赴美留学。母亲和我们暂住九姑原在重庆观音岩的家,等候江轮东下南京。复员人数众多,交通拥挤,船票难求。在等船票的过程中,小彭、美延接连出麻疹,母亲又是一番辛苦。此时俞家三舅婆心杏老人、九姑及表兄弟已先行去南京安顿新家,大维姑父因公务有时在渝。八叔登恪一家也从乐山武汉大学来到重庆,候船回武汉。大家好不容易才得到船票,高高兴兴地挤上一艘首次下水的新木轮,船刚起锚,可能由于严重超载,即倾斜进水,不能航行,乘客只得重回码头上岸。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去中央研究院驻渝办事处开具证明,购买飞机票。母亲在渝每日频繁上下山坡,旧病发作。流求天天到售票处问讯,等候购买机票。排了许多天“号”,才买到8月6日、7日分两天飞的三张全票一张半票,流求送小彭、美延登机时和美延同乘一辆人力车,向珊瑚坝机场行进。下坡途中,突然被一辆同方向行驶的吉普车擦碰了一下,人力车向路边侧翻,拉车及乘车人都甩了出去,摔在长满乱草的泥地上,吓得不轻,幸而没有大碍;次日母亲、流求始飞抵南京。这是我们第一次坐飞机,心里有些紧张,生怕患有心脏病的母亲不能适应高空环境,因当时飞机舱内未提供氧气服务,也无空气调节设备,听说患心脏病及高血压者乘坐飞机有风险。复员途中的磕磕绊绊,是还乡人群常遇到的情况,多数人的心情比逃难时平和,但我们家因父亲疗治眼疾彻底失败,成为盲人的一家之长前途未卜,孩子们皆未成年,家中气氛并不轻松。

1947年陈寅恪穿棉袍立于新林院52号院内大阳台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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