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新思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

今日的中国是世界上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严重的国家吗?显然不是。今日的中国是世界上发生社会动荡可能性最大的国家吗?显然也不是。但中国是在维稳上投入力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成立“维稳办”、“综治 办”,设立专项“维稳基金”,强调“领导包案”、“属地管理”,推行干部考核中的“零指标”等这些安排,难以从根本上治理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破除传统 的维稳思维,形成关于社会稳定的新思维至关重要

随着社会矛盾增多,社会稳定已成当今社会的一个“结”。它既是现实,也是心理的。担心社会不稳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忧患情结。

今日的中国是世界上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严重的国家吗?显然不是。今日的中国是世界上发生社会动荡可能性最大的国家吗?显然也不是。但中国是在维稳上投 入力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我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准确判断和抉择。如何判断目前的社会矛盾,判断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失序的可能性,从而对发 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正确抉择,已迫切需要解决。

急需降低的维稳成本

近年,各地维稳投入急剧上升,已成为地方政府一项占相当比重的常规支出。据统计,我国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 预算执法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目前还要大量人力投入。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但要把维稳当作首要任务,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 构,而且往往大规模动员,力保辖区无事。对于部分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员,采用“多跟一”,实施24小时监控。这给基层干部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地方政 府有时还会发动大量志愿者,配合相关部门。

在一些地方,维稳已经对政府的正常工作造成影响。非常时期,基层政府许多工作人员都有“承包”的任务。

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工作方式,维稳成本将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更不利的是,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一些重要改革,可能因此被延迟。

要超越维稳与不稳定的循环

现有的一些做法,较难避免一个循环: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部分基层政府就越不能接受民众的利益表达,利益格局就越倾斜。由于正当的利益要求不被接 受,一些群体或个人就只能采用体制外的方式表达不满,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维稳只好被不断强化。

社会矛盾的解决原本是一种博弈的过程,一旦“是否影响稳定”成为官员解决问题时的选择标准,可能影响稳定的,就努力解决;不会影响稳定的,则尽量拖 延。长此以往,民众或许会将所谓“闹”作为博弈的一种手段。“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是由此而来。

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正视。

不当维稳易变成维护强势群体利益的工具

目前我国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开始出现明显差异。这些利益本身往往并无“对与错”的差别,只要是合法的,都是正当的。

问题是,不同群体或阶层追逐自己利益的能力明显不同。诸如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缺乏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谈判能力,不仅无法影响 事关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也难以通过谈判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一些占有大量资源的强势群体,则已初步显示了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

如果以稳定为由不允许农民工集体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允许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讨价还价时,维稳工作就容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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