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

(本文刊载于2010年的《南方周末》)

■编者按: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在“六连跳”时,南方周末的实习生刘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南方周末记者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

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 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即使像自杀员工卢新这样多才艺的 “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 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员工李祥庆说。

难以用统计解释的“八连跳”

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三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在“被追杀”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乐观、多才艺,2008年,他曾参加过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

“被追杀”的幻觉产生于五一期间。即使是和卢新关系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红领,也不知道幻觉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5月9日上午,卢新的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他残疾的父亲——为了供卢新上大学,2006年父亲在煤矿打工时腿被砸断——并未到场。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

才过一天,刘坤即一语成谶。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9楼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边。据富士康通报称,4月30日该女工已向工厂请了假,其自杀可能与情感纠纷有关。“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样成为了自杀的借口。”自杀学研究的创始人涂尔干在一百年前说,“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

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体因牵涉死者隐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人群构成,主要是指80后、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刘坤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死亡掠过的富士康园区,生活仍在精确地继续着。在距离卢新跳楼处不远的大道上,人一样高的车轮轰然碾过。银行、咖啡馆、食堂、商店对大雨中匆匆而过的青年们张着大门。在生产电脑主板的车间里,白色工作帽下一双双眼睛秀丽明澈,他们像往日一样快速在主板上插进电阻、线圈。等到17点30分下班,刷卡机依例给每个人一个纽扣大小的笑脸标记。

在过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万人,其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县城,如城中之城。这个工业社区已很难用单纯的“工厂”来定义,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行政经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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