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洪深的两次当官

父亲说:“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

1942年,父亲对马彦祥叔叔说:“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

今年是父亲洪深(1894-1955)去世55周年。对于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人,父亲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人。正如父亲所言:“人,总是要过去的,而事业——对人类的贡献——是永生的。”昨天的事情,固然有它不该被忽视的重要之处。然而,对活着的人来说,今天和明天更重要。我不希望甚至极不情愿父亲的“影子”还在当今社会“徘徊”。因为父亲是属于“昨天”的,我不愿意,亦不忍心看到父亲严肃的人生遭到“戏说”和“误读”。

1955年,父亲对孩子们以后工作志向,提出要求:“宁可当个二流的科学家,也绝不要做个一流的文学家。”说此话时,我是一个少年,但父亲的坚决态度和“训诫”之意,令我印象深刻,终生不忘。后来,如父亲所愿,我读了工科。但没有成为“二流科学家”,只是一名“不入流”的、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而已。如今,回过头来琢磨那句话的真正含意,我想父亲当年恐怕不会只是出于“科学救国”的简单想法,而是希望孩子们能逃避带有“天然”弱点的中国“文人”在大传统背景下难以逃脱的“不幸命运”吧。

我的祖父洪述祖

父亲的家族,称得上是武进的大族。从家系来说,父亲是清朝文学家、经学家洪亮吉的第六世孙。祖父洪述祖人很聪慧,虽未曾出洋,却有不错的外文能力,文才亦佳。晚清时,祖父捐了个直隶候补道。民国建立后,1912年3月唐绍仪受命组阁,祖父因与唐的交情而供职内务部。三个月后,唐辞去国务总理,祖父则继续留任。同年9月,赵秉钧担任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祖父很得其信任。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祖父因此案牵连,于1919年4月遭极刑——死时很惨。祖父在军阀混战割据的政界供职,最终,在强权齿轮的滚动中被碾得粉碎。这也是他咎由自取吧。

现在讨论正统史书予以祖父的“定论”,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在社会变化中,因为政治争斗而定的各种“罪名”,本身也是变化不定的。祖父企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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