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副教授“卖身交罚款”

杨支柱的名片上印着：布票、粮票没了，人票还在。人票是什么？准生证 

周日里的中国人民大学西门过街天桥，人来人往。有风吹过，杨支柱需要用穿凉鞋的双脚踩着那张写满字的绿色大纸，避免被风吹走。这让他感到别扭，他先是想蹲着，觉得难受，又想站着，最后还是选择了靠着铁栏杆坐下。人群很快围了上来，神情疑惑地看着这位身着蓝色T恤和大裤衩、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杨支柱满不在乎，脸上偶露微笑。

一位路过的女士看着杨支柱面前的绿色大纸，开始念上面的字：“卖身交罚款……”

2010年10月10日，北京，杨支柱在家中向记者展示“卖身”告示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绿色大纸上的正文是：

我叫杨支柱，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因妻子意外怀孕，不忍堕胎，于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我今年4月被学校下岗。现在我工资单上每月应发工资960元，实发工资368元。两个月后再减960元，变负数了。北京市海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向我征收24万所谓“社会抚养费”，我无力缴纳，只好把自己卖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拒绝好心人的捐助，因为我不想做“超生”孩子身上的寄生虫。

本卖身要约附条件，仅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出执行裁定时生效。

杨支柱请朋友用摄像机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他其实并不想这么快就将这段视频发到网络上。“拍了视频后，需要在学院里再拍些照片，正好有学院的两位家属走过，她们说，不介意我们也拍一下吧。我说，想拍就拍吧。很快，在网上就看到了我‘卖身交罚款’的照片。”

于是，杨支柱干脆将视频提前发到了网络上。

超生下岗

对于杨支柱来说，很多事情都出乎意料地“提前”了。

自从2006年有了第一个女儿之后，杨支柱就想着再要第二个孩子。但妻子陈虹在外企工作，生孩子意味着丢掉工作。“她是搞工科的，过两年可能就会落伍，她是有顾虑的。”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陈虹失业在家，不久，她意外怀孕了。“我们喜欢孩子，还没来得及计划，孩子就来了。”

杨支柱和妻子决定将这个孩子生下来。“其实也不是没想过办法逃避处罚，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生，然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可是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这是陈虹当时的想法。

这个计划最初是保密的。虽然随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增大，总有一天会被外界知晓，但学校还是“提前”知道了杨支柱夫妇打算要第二个孩子的消息。“这是有人去告密。”在北京，计生委的一项新措施是：举报“超生”可酌情获得奖励。举报箱也挂了出来。

学校的各位领导开始找杨支柱去谈话，谈话的中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