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把我们当作“人”，而不是“残疾人”——三个亚残明星的故事

以前国内大大小小的残疾人活动，都是基于同情、可怜，你哭得稀里哗啦，残疾人不感动。他觉得跟你是一样的，不愿意在那么多人前被同情。——广州亚残会开幕式文学总策划朱海

李秀枝：要剪纸，还是要生存？

李秀枝，小儿麻痹，家徒四壁，一家三口拿着低保，上网费都是和邻居分摊，却爱用“幸运、幸福”形容自己。她和丈夫练汉锋是广东不多见的剪纸艺术家，以“梵高”为榜样，夫妻俩为亚运会、亚残运会制作的剪纸被当做礼物送给了亚组委、中残联和亚残奥理事会。现在他们为了生存，也许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艺术”。

李秀枝为了“剪纸艺术”不惜血本，广州本地的牡丹都是盆栽，她坐着轮椅跟丈夫一起自费去了洛阳，在公园里啃了几天干馒头、干面包，终于剪出了牡丹的“富贵”。 （南方周末记者 袁蕾/图）

“老天爷已经对我很好了。”小儿麻痹患者李秀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和丈夫练汉锋以剪纸为职业，亚残运会时，他们应邀创作了《锦绣岭南》，他们是从照片上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赠送出去的。

李秀枝1960年出生在广州，1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出生时是健康的，染了病，高烧之后，腿就“很难要得回来了”。勉强站起来，一条腿往前弯，另一条腿往后扭，使不上劲。从那时算起，要到3年后，我国才研制出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要到2000年，国家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才在卫生部宣布，中国已消灭本土的脊髓灰质炎。

她记得1961年是小儿麻痹症的高发期，到1965年流行病又变成了脑膜炎。“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比较多这种病。”

李秀枝只记得自己的童年很“美满”。“我当年没有被欺负，真的。”李秀枝觉得自己很幸运，小学时刚好赶上“学雷锋”，包括中学，都“一直处在同学们的爱护当中”。幸运和幸福也是李秀枝和南方周末记者谈话中，使用得最多的词，虽然她家徒四壁。“好多同学都是背我上学的。”学校还组织，今天哪几个，明天哪几个。“那时候的人还很淳朴。”同学家里给了一个苹果一颗糖，“还要留一半给我”。

李秀枝高中毕业是1980年，那时高考刚恢复几年。毕业考试总共6科，每科满分100，她考了576分。去报名参加高考，但毛主席说过，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李秀枝根本没法“体”。

那是李秀枝印象里惟一的低谷，消沉了一段时间，她决定去找份工作。命运再次以残酷的形式向她显示了不公：在正常人那里，李秀枝是特殊的残疾人；在民政局那里，李秀枝是普通的残疾人。

根据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资料，广州市残疾人总数有52万，占全市人口的5.26%，这意味着每20人中，就有一位身有残疾。像李秀枝这样的肢残人士，又在其中占到近四分之一。

到1988年初，李秀枝对找工作心灰意冷，转而想做生意。用自己的双手维持自己的生活，是她那时最大的愿望。

亲戚们起初不愿借给她本钱，认为她不是做生意的料。结果那些钱还真的是打了水漂。由于不善经营，李秀枝4平方米的小食店只勉强维持了一个多月。

不过李秀枝有了个大收获：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练汉锋。练汉锋那时是装修工，主动免费帮李秀枝装修铺面。装修完了，两人也在一起了，第二年两人就有了女儿。

几次搬家，1998年李秀枝搬到了广州泮塘，一直住到2003年。“你们可以到泮塘那边问，人家都知道我们的。”在泮塘的五年生活，是李秀枝过得“最好”的时候。

泮塘也是租公房，前面做铺面，后面自住。租金交给房管局，每月六十多块钱。练汉锋会修理电器音响，就用铺面开了一家小修理店。

两人的老实厚道出了名气，街坊们都推荐，修理电器要去找“大庙旁边那个师傅”：修理电风扇、电饭煲只要几块钱；五保户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拿电器来修理，零件费一元以内的话，两人就干脆不要钱。“他们多苦啊。”李秀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听说他们收费便宜，一个人拿了一套组合音响过来给他们看，让他们先不要修，看了之后给他报价。练汉锋打开一看，里面保险丝坏了，就直接换了一根。

等那人转回头，夫妇俩就告诉人家说已经修好了。那人气坏了，以为要讹他，不肯给钱。李秀枝也急了，说：“不可能吧？我现在收你五块钱，因为保险丝两块钱，我收你三块钱人工费，你不可能不给吧？”

五块钱？那人一下子愣了，他先前把音响拿到别的地方看过，那边说很多地方坏了，要收他180多元。“你就不能骗骗我，说50元我也给你啊。”李秀枝听了很不解：“就是只要5元啊，我为什么要骗你？”

虽然两夫妇乐善好施，但日子还算不错，可惜好景不长，2003年9月，城市规划，泮塘要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