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火车”的缘

1982年春节前，我带不到5岁的孩子回上海，靠乌鲁木齐亲友的帮助，我拿到两张硬座票。

上车后，一对夫妇没给十来岁的女孩买到票，列车员要他们补票但是没座位。大家劝说我让张票，都觉得我没必要给这么小的孩子花钱买票。让票以后我非常懊恼，因为这以后的三天四夜我得一直抱着孩子坐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反之，即使我不让票，一旁站立的人都会轮番求我抱孩子挤挤，让他们蹭个座。

晚上，我实在抱得腰酸手疼，把报纸铺地下，叫儿子躺，他死活不干；换我睡下面，他更不干。我邻座那位二十多岁的河南小伙，一骨碌钻座位下，没等我道谢已经发出鼾声。小孩躺在位置上倒头就睡，我终于得以舒筋展骨靠在椅背上打盹。

超载的火车水泄不通，随身带的水早就喝完。有人帮我拿水壶接来厕所水箱的水给孩子喝。

每停靠一站，都必须开窗透气，站上候车的人就想从窗户往里爬，上面的人就拼命推他们下去。吵吵闹闹不可开交。甘肃的河西堡是个工矿区，有对上海青年回家结婚，一帮同事拥他们从窗户上，求车上人开恩，新娘急得哭，车上的乘客终于伸手拽他们进。可怜的新人相拥站到上海。三十年转眼过去，上海往返乌鲁木齐的53//54次列车曾经给我的苦恼和温情永远铭记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