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熊德基先生

我与前辈学者的交往中，一般总是保持着后辈对长辈的礼貌，惟独对两位前辈例外，一位是朱家源先生，另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先生。他们是我的忘年交，彼此相处，极其随便。朱家源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富，我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使用北京图书馆的至正本，原是他家的藏书。他清华大学毕业，1949年前曾任北京的一个邮政局长。他为人的最大特点是真诚与和蔼，没有任何机心。记得有一次，他有意考我学问，结果考得还不错，因为同治宋史，从此成了忘年交。他退休以后，我当然逢年过节去看望他。他年轻时还是足球运动员，晚年身体颇健，只是视力极差，我进入他家（原是晚清僧格林沁王府），有意不开口，他只能模糊看到我的身影，上前摸了一下，就高兴地喊：“老瑜来了！”

爱国史家刘子健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你们历史所的人都是官迷，只有一个人不是。”我忙问是谁，他说：“熊德基(上图)。” （张建辉/图）

熊德基先生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是当年的地下党员，我进历史所时，历史所所长名义上是郭沫若，但至少自我进所后，他从未到历史所来。副所长是尹达、侯外庐和熊德基三位。我进所后，又加白天和东光两位。白天是少将，专治军事史，不管所务。他原是国民党将领，在抗战时，即主动投奔，由彭德怀介绍入党。白天先生还是军人风度，身体总是笔直，为人耿直，他在“文革”后期逝世，胡耀邦等靠边的老干部都来追悼。东光是师政委转业，文化程度不高，不通业务，他在历史所中只管思想工作。“文革”前，我是实习研究员，历史所的小百姓，当然也不会打听所领导的长长短短。“文革”中，所领导中的各种长短自然都暴露出来。方知东光在历史所不习惯，曾想调工作。尹达先生实际上是第一把手，“文革”中造反派攻击他实行家长制领导。尹达主要通过学术秘书处掌管所务，学术秘书主要是田昌五、林甘泉、郦家驹三位。“文革”前，田昌五先生与尹达先生闹翻，“文革”后离开历史所，去山东大学。林甘泉和郦家驹两位升所长与副所长。

经“文革”中的揭发，方知熊德基与东光两位是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据说东光的一句口头禅是“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尹达先生曾说：“东光的好处就是不解决问题。”东光在“文革”期间大约在思想上靠近造反派，曾划为所谓“五一六分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林彪出事后，当时我们在河南明港军营中闲着无事，又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有一次政治学习，他介绍了信阳在大饥荒时期的惨状。大家早已听说，信阳当时是全国的特重灾区。他说到许多家庭都是在劫后余生中重新组合，有的是分别丧夫丧妻，两家并一家，有的是三家并一家，连孩子也是领养的。农民们都不忍提及当年的伤心事，说了就掉泪。东光说着，竟泪流满面。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将此惨况归咎于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此之后，我对东光先生不仅有好感，还有几分敬意。东光先生长期生活在所谓“阶级斗争大熔炉”中，其职务其实是专门烤别人的，但没有泯没天良，就很不容易。“文革”后，他很快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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