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力推被害人补偿立法

“我家惟一的顶梁柱倒了……绝望得不知怎么办”,“我愿意赔,但我没有钱”。
我国每年有大约200万左右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大部分因此身陷绝境,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势在必行……
 
  
“绝对是件功德无量的事!”
  杀死11人的邱兴华到死都没给受害者家庭一分钱的赔偿。此案中失去丈夫熊万成的尹行巧因此陷入绝境。她在给媒体的信里说,“我家惟一的顶梁柱倒了……绝望得不知怎么办”,“希望能通过政府帮助,挽回我这个身弱无助女人对生活的信心”。
  像尹行巧这样的受害者呼声,已经不再只是个案。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月7日公布,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副厅长尹伊君则告诉本报记者,一份由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江西省检察院、中国犯罪学会部分学者共同商议的“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建议稿”,已在去年年底草拟完成,准备在今年“两会”期间由全国人大代表提交全国人大。
  “你不知道会有多少受害人将得到抚慰。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绝对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尹伊君说。
  
  
百万被害人亟待国家救助
  在离最高检察院不远的北京王府井,曾发生过令尹伊君深思的一起凶杀案。
  凶案中主角艾绪强劫杀出租车司机后,又在王府井连撞9人,被害人家属向他索赔100余万元。但贫困的民工艾绪强说出了几乎和邱兴华一样的话,“我愿意赔,但我没有钱”。尹伊君指出,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刑事诉讼中很普遍,目前大约80%的被害人都无法从被告人那里获得赔偿。
  本报记者对国内近年发生的特大凶杀案作了抽样调查,涉及范围从张君抢劫杀人案(杀死或伤害50余人)、黄勇智能木马杀人案(杀死17名少年)、马加爵杀人案(杀死4名大学同宿舍同学)、杨新海流窜杀人案(26起杀死67人)、宫润伯变态杀人案(杀死6名佳木斯儿童)、个体屠宰户石悦军杀人案(杀死12人伤5人)到邱兴华案 (杀死11人),发现几乎没有一个被害人获得过被告人的赔偿。这些大案的凶犯几乎都没有可供赔偿的财产,即使曾抢劫金铺的张君,死前也只剩2300元。
  我们周围到底有多少这样无助的被害人?《公安研究》公布的数据表明,自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起以上,破案率均为40%- 50%。那么即使不算已经破案的,我国每年有大约200万左右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以2004年为例,全国进入诉讼的刑事死亡案是2.4万余件,刑事伤害案是14.8万余件。前后相加,除了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受害人外,每年可能至少有上百万被害人因为得不到加害人的赔偿而身陷绝境。
  
  
到了重新调整法律天平的时候
  这令众多关注被害人权益的学者和官员忧心。中国犯罪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告诉本报记者,在文明社会,国家垄断了处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权力。尽管这样实现了国家层面的正义,“但被害人的权利被忽视了,没有考虑伤害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被害人容易因此形成对国家、对社会的仇恨,甚至走向极端,出现报复性犯罪。如果被害人还得不到国家补偿,抵触情绪会更严重,很多人会因此上访。
  尹伊君在最高检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处理涉法涉诉的上访与申诉。“在我们受理的案件中,被害人上访与申诉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和被害人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障,得不到国家补偿有直接关系。”
  这种情况反过来又阻碍了法律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办公室主任刘志远介绍,湖南邵阳有一案子,被告人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并可依法获得国家赔偿。但被害人一家认为这事就是被告人干的,当得知那人不但被释放还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后,心理极不平衡,扬言要炸掉法院,这使当地迟迟不敢给被告人发放国家赔偿金。刘志远等人对云南、湖南、福建、浙江等省调研,都发现了类似情况。
  “我们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调整法律天平的时候。”尹伊君以历史的视野作了分析。过去的刑诉法主张国家利益至上,被告人与受害人的利益往往都被忽视。后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越来越受重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渐入人心,被错拘错捕错判的嫌疑人与被告人可获得国家赔偿,但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却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支持。
  尹伊君在一篇文章中呼吁中国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正义是所有人的正义……对被害人给予经济抚慰和经济救助,展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可以使失衡的天平重新平衡,缺失的公正重新找回,促进社会公正的全面实现。”
  
  
补偿金年均约需200亿元
  把被害人补偿推向国家立法,在尹伊君和王牧等人看来,已经是一件顺乎逻辑的事。
  在此之前,国家机构对被害人的补偿并非没有。多名司法官员的公开论文指出,一些被害人缠访闹访的案件,最终就是通过国家经济补偿而息诉罢访的。“不胜其烦”的山东青岛中级法院,在2004年设计出可稳定救助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在这方面了解全局的最高检察院,设想的是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立法。
   “这种制度的进步,也是被害人群体与整个国家机器沟通的结果。”一位资深法律学者说。据他分析,之所以最高法与最高检近期不约而同地提出被害人补偿制度,是和中国“少杀慎杀”时代的到来紧密相关。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后,“少杀”成为必然趋势,但这会让部分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被害人家属难以接受。而推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有效抚慰被害人情感、改善接受心理、平衡被害人权益,“少杀慎杀”时,来自被害人的压力将大大减小。
  所不同的是,最高检察院为何不像最高法院那样,先从本系统的被害人补偿做起,而是直接推动国家立法呢?
  尹伊君解释,被害人需要救助的情况,远不止于法院诉讼的环节,而是渗透在全部的司法环节中,需要全局性的立法。有的案件在公安系统时长期侦破不了,这时可能会出现急需国家补偿的被害人;有的案件在送到检察院后,因为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嫌疑人,也可能会出现需要国家补偿的被害人;在进入法院阶段后,需要国家补偿的被害人当然也会有很多。
  被害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构建这项制度必须全面考量。巧合的是,试点中的浙江台州,已经出台了一项针对整个政法系统的被害人救助制度,范围几乎囊括了尹伊君所认为的应该救助的所有刑事被害人。
  除此之外,“立法建议稿”认为,需要有一个能协调各个司法环节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委员会。补偿款基金由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承担,县级财政因财力较弱,不宜参与分担。
  这笔补偿基金的预算到底有多大?多数学者以及“立法建议稿”都认为,被害人补偿标准不宜高于国家赔偿标准。依这样的标准,如将人均补偿金推算为2万元,再按100万急需国家补偿的被害人计算,保守估计,这笔补偿金的年均支出大约200亿元。
  如何筹集这笔巨大的补偿基金?北京大学教授赵国玲建议,补偿基金主体应为国家预算,同时还可以从刑事罚金、罚没财产、法院的诉讼费和社会捐助等渠道吸纳部分资金。
  
  
地方试点的“救命钱”
  尽管全国的被害人还远未能体验国家补偿制度化的好处,但像青岛中院、台州市政法系统受理的被害人,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了,四川、上海、福建等省市也已经计划或开始对这一制度的探索。
  1月9日下午,本报记者在青岛中院目睹了其中的场景:一对白发老夫妻来到中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朱玉光的办公室。他们的女儿不幸死于歹徒手中,向被告索赔无望后,他们向法院申请救助。当他们这天下午从朱玉光手上接过一万元时,老头低声感谢着“这是救命钱”,老太太已经止不住哭声了。
  朱玉光很有信心地告诉本报记者,青岛这样的尝试“是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机制的一个有益探索”。最高法院直接肯定了他们的做法。但两年前刚开始试行这项制度时,青岛中院几乎不敢对外声张。“怕一宣传,僧多粥少,救助金就用完了。”朱玉光笑着回忆。
  资金问题确实直接决定这些试点的成败。山东淄博中级法院2004年2月就开始试水被害人救助制度,为全国最早试点,但由于资金缺乏,惠及面一直极有限。相反,浙江台州尽管试点较晚,但资金实力雄厚,他们在去年9月的工作报告称,全市各类司法救助总额已达600多万元。同样,较好的财政实力,支撑着青岛中院不断地扩大了试点成果。截至今年1月,他们已对112名被害人,提供了122万元的受害人救助。
  这种有限的国家救助,对有些被害人家庭来说,却可以带来向死而生的希望。
  也在1月9日下午,一位大学女生来到朱玉光的办公室领取受害人救助金。去年,她做小生意的父亲被6名歹徒绑架杀害,她的母亲因此一病不起,80多岁的奶奶哭瞎了双眼,而她失去了学费来源。在她全家陷入绝境时,青岛中院的法官提醒她们:你家可以来申请被害人救助金。
  她拿着朱玉光交给她的两万元救助金,哭得泪流满面,“明天就是爸爸的祭日了,我可以到坟头对他说,女儿今年的学费,爸你不用操心了。”
  (实习生王晓莹对此文有贡献)

  1月9日,儿子被杀的母亲于凤花在山东青岛中级法院领到了救助金 本报记者 傅剑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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