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龙应台:我的独立任何人侵犯不得

在台湾,民进党说你是统派,某些人又说你是独派,你自己到底怎么看?你是一个中国人吗?
成长
  人物周刊你现在教育安德烈的方式,跟你父母当初教育你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龙应台:如果你指的是时代差异,那么“安德烈少年时代”是个以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为主要价值的时代,“龙应台少年时代”是以服务“大我”为目标的时代。我们的“大我”是传统儒家“士不能不弘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那种大我。我有一篇文章《在仰德大道上》,讲的就是我这一代台湾人成长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
  “安德烈少年时代”讲究的是个人的完成。但这并不代表他这一代欧洲青年对“大我”毫无关切,而是,他认为即便是要服务大我,也得先从小我的幸福和完善开始。这种态度,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它当然受惠于前代人的牺牲和努力。总是有前代人的紧张和不安,造就了后代人能够从容不迫地过日子。
  人物周刊你今天的这种求真较劲的性格,你对于社会问题种种犀利的言论,跟你成长时的教育环境有何关系?
  龙应台:一方面,有时代的共同性。70年代的大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特别强,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共同性格。这种共同性格也造就了台湾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现在在台湾,各行各业,包括政界、教育界、经济界,做决策的人都是70年代的大学生。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并没有教我们独立思考,更别提批判了。因此我个人的风格,就很难归之于台湾的时代共同性了,否则,我不会显得那么“突出”或说“奇怪”吧。反省和批判,可能和我所受到的9年美国的影响,加上13年欧洲的经验,比较有关。
  人物周刊你的家庭对你现在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龙应台: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父母是1949年的难民。他们突然被连根拔起丢到一个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极为重要的社会联络网。因此我从小是在一个孤单、疏离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个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和那59个人非常不一样。他们在“中心”,我在“边缘”──边缘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个人变成观察者。
  因为是一个边缘的人,所以对主流的东西永远有一个距离。从边缘的角度去看中心,与从中心的位置看出来,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怎样区分你的边缘感与当时台湾人的边缘感?就像现在民进党所说的,那时台湾人被迫接受的都是关于祖国大陆的想象,而台湾的本土文化被压抑了?
  龙应台:一个难民的女儿,在台湾南部乡下长大,难民和乡下,相对于有产阶级和城市,是双重的边缘。台湾人的边缘感则是一个集体意识。1895年被清廷割让,台湾人无可置喙。被日本人统治50年,他毫无选择。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本地台湾人变成“二等公民”,再度被“边缘化”,引起了50年后的今天的大反弹。
  个人的边缘感和集体的边缘感可以同时存在,而且错综复杂。现在少数激进的民进党人在为自己的历史“翻案”时,就喜欢把所有的外省人都打为压迫台湾人的“统治集团”,选择看不见那些被时代拖着走、饱受折磨的种种命运不同的外省人,就是一种历史的简化。
  人物周刊你一个外省人的孩子面对很多台湾的孩子,这种局面持续到什么时候?
  龙应台:一直到我离开乡下去上大学吧。需要强调的是,我这个外省孩子的经验和很多台湾的外省第二代是很不一样的。毕竟大多数外省人聚集在城市里,而且他们大多是群居的,群居而形成自己的次文化,譬如眷村文化。我的经验是乡下经验,乡下的外省人特别少。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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