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自己、榜样和面具

我们只能做人民,我们不敢做自己,甚至害怕做自己,不好意思做自己。做自己也戴上面具,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企图以此来掩护自己,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这已成了我们的习惯,成了我们的民风习俗。

很多年前,我曾写过《我曾这样学雷锋》:

谁的人生无失败?谁都有过失败吧。我也曾有过,比如学雷锋。

我是如何学的呢?我是这样去学的。我想那个时代的孩子,大概都是这样的:

每天下午一放学,就去街上推板车。一见老人过马路,连忙跑去打招呼。只要捡到钱,哪怕一分钱,也都要交到警察手里边。好事做完了,回家写日记。日记写好了,交给老师看,盼着老师的表扬。一天是这样,不算什么事。两天是这样,也没什么事。慢慢,就有问题了。要是哪天有情况,没有机会做好事,日记又该如何写?坐在桌边想啊想,铅笔头都咬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写没有做好事?肯定不行的。大家都在学雷锋,大家都在做好事,你怎么能不做呢?不得表扬就算了,弄不好还挨批评。这样想着,一咬牙,一横心,终于将笔落下去,嚓嚓嚓地写起来,不到一刻钟,一件动人的好事就在纸上完成了。第二天,交老师,老师一看很高兴,不但表扬了,而且宣读了,号召同学们要向我学习,像我这样学雷锋,像我这样做好事。这样一来,就糟了,我被同学盯住了。于是,只好动脑筋,想方设法做好事。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一天一个样。好事做了不少了,花样也快玩尽了,智商毕竟是有限。终于,有一天,没有创造了,又在桌边想啊想,铅笔头又咬烂了。终于,笔又落下去,嚓嚓嚓地写起来,不到一刻钟,一件动人的好事又在纸上完成了。不过,这次没得逞,我被同学揭发了。同学放学后,什么也不做,一直盯着我,直到我进家,他才转回家。我在纸上做的事,显然子虚乌有了。我也懒得再抵赖,因为实在太累了。每天做好事,实在太累了。即使我想做,也做不下去了。这时,我才体会到伟大领袖的英明。伟大领袖如何说?伟大领袖这样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这是在说我呀,他早把我看透了!他只那么稍稍一瞥,就把我给看穿了我是想做好事的,结果做成坏事了。坏事多么容易做!再说平时的真我,虽然学雷锋,做了不少好事情,但在不学的时候,做的坏事也不少。比如有天骂人了,比如有天打架了,比如有天爬围墙去偷一只小花狗……真是罄竹难书呀!这些我只放在心里,没有记到日记中去。想记也不敢记呀!想记也怕老师骂呀!这里,我要声明一下,我在这里说的这些,是我此时所思所想,不是那时就想到的。那时那刻的那个我,立即开始反击了。我也一五一十地开始揭发那位同学,揭发他的弄虚作假以及他的斑斑劣迹。于是,一场互相揭发在同学之间迅猛展开,那个激烈,那个广泛,那个深入,那个无情,真把老师惊呆了。从那之后,老师就没要我们写日记了。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这话当然是对的。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这话当然也很对,而且十分正确无比。可是,谁又做到了?伟大领袖做到了?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他的感慨吧。他也感慨一辈子只做好事很难吧。如果世上真有人,一辈子尽做好事,一点坏事都没做,那人真是圣人了。这世上有圣人吗?他是肉体凡胎吗?何况很多情况下,我们做事,怀有好心,结果好心反办坏事。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我之所以写这些,主要是想说说我,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如何地响应号召,学这学那,以求进步,结果不但没有学好,而且反倒扭曲了自己。我还想起东施效颦,觉得自己就像东施。后来,某次,在喝茶时,我与王开林兄乱弹,他说他还想写一篇题为西施效颦的文章,我当时就击节叫好。我想即便就是西施,在异样的环境之中,也有可能拿不定自己到底美不美吧,也会随着众人的审美去效各种各样的颦吧。后来的我还想过,东施可能也漂亮的,她之所以遭到耻笑也是因她受了影响去学众人认定的美,于是,也像我一样,不但没学好,反倒丑化了本来的自己,显得怪里怪气的了。后来的我还认识活着就应做自己而不是去学别人,可是这是何等之难,难得超出我的想象,对此,我也写过文章,记下了我那种无奈:

儿子小时候,有人逗他玩:

“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回答:“教书的。”

答得好,答得对。他妈妈是老师,当然是个教书的。

又问:“爸爸呢?”

回答:“读书的。”

问者先是愣了愣,随即立刻明白了,然后哈哈笑起来。

儿子答得很直观。每天在家里,只要坐下来,我总捧着书。他不说我读书的,又说我是什么的?

我是喜欢读书的。大多数的业余时间,我都在读书。也有人说我是个读书人。这话在我耳里听来,意思自是贬多褒少:呵,读书人——只没说是书呆子了!

读书人是有点呆的。不呆怎么能读书?不呆无法坐下来,读呀读呀读呀读的。这时候的读书人,书对他就成了酒,成了迷魂致幻药,终归难免醉,终归难免痴。

醉了,痴了,不要紧,就怕醒不来,被书勾了魂,成了书的鬼。读《论语》就成了孔子的鬼。读《庄子》就成了庄子的鬼。读《孟子》就成了孟子的鬼。读《史记》就成了司马迁的鬼。还有《金瓶梅》,一读就成了西门庆。还有《红楼梦》,一读又变为贾宝玉。打开《安娜·卡列尼娜》,心就归了渥伦斯基。合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灵就属了看林人……这时,人虽还活着,却似合上了的书。你说可怕不可怕?他人无论怎么样,即使都是很伟大,即使都是极有趣,也不是我想做的。我读书是为了自己更加好地像我自己。这个目的可伟大?我是不是做到了?我想我是不敢说的。所以,有时我又觉得我算不上读书人。那么,何谓读书人呢?记得哪本书里说过,读书人可分为两种:一是非常爱读书而且经常读的人。二是科举获得官位成为士大夫的人,现今泛指知识分子或者各类专家学者。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第二类我算不上了,因为我未上过大学。如果勉强算的话,可否划为第一类呢?我倒希望能归入的。

很多年了,我都像一只蚂蚁爬呀爬,在大师的著作里,在好书的字行间,虽不能说收获很大,确也不是一无所获。每当略有收获之时,接踵来的感受就是:

好累呀好累呀好累呀

一路上尽是巍峨的山峰

有康德,有萨特,有弗洛伊德

有老子,有孔子,还有庄子

还有无数的诺贝尔森林

一望无际,郁郁葱葱

好不容易看到家了

再也无力爬起来了

好累呀好累呀好累呀

前面就是自己的家

可望而不可即的家

我就是这样的读书人:一个好累的读书人。世上的好书如此之多,多得此生无法看完,多得几乎没有时间好好地写一本自己的书。

做自己,不容易,不是想做就能做的,不是喊做就能做的。做自己要付出代价,从古至今,例子很多,比如鲁迅,我就曾经为其命运既感又叹:

《文艺争鸣》的朱竞女士发来一封约稿信,题目是《假如鲁迅还活着》。与此相关的同类书,上海文汇出版社最近已经出了一本。朱竞不满足,她说还可编,她已约了很多人来做同一篇文章。约稿的缘起是黄宗英女士去年发了一篇短文《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黄宗英的文章虽短,反响却是非常巨大,深深震动了中国文坛。毛泽东的两个“要么”就像他指的两条路。这两条路是鲁迅的也是中国文人的更是所有关心国事且欲独立思考者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理解,但愿我的理解没错。鲁迅如果真还活着,对此会作如何之想,究竟又会如何去做,我们真还不知道。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自己会如何,是选择那监狱呢还是一句都不说?选择监狱很简单,独立思考就是了,抒写心意就是了,做你自己就是了,只要你是这样做,就有可能进监狱。选择一句都不说,就要闭上眼睛活,就要堵住耳朵活,就要捂紧嘴巴活,而你若还是个人,大脑运转还正常,那就不太容易了。首先你要做好的是使你的脑细胞无声无息停下来,同时又能使自己避免成为植物人。如果这点做不到,那就只能自阉了,那就只能自残了。那就只能弯下颈,一把抓住那头发,将那脑袋揪下来,然后使劲扔出去,听得砰的一声响,像扔一颗手榴弹。脑袋没有了,就没思想了。没有思想的躯体,统治者会喜欢的。不过,好景不会长,没了头的那躯体自生能力仍很强,不久你就会感到空荡荡的肩膀上正在生出什么来。你抬手一摸,心里直哆嗦,脑袋又长出来了,而且连疤都没有,就像从未拧下过!它又开始思想了,你又要闭眼睛了,你又要堵耳朵了,你又要捂嘴巴了。于是你又弯下颈,于是你又开始揪,于是你又使劲扔,于是又听爆炸声。随着爆炸的节奏,你的动作在加快,脑袋长得也更快。最后,居然快到那旧的脑袋刚揪下,新的就已长好了,爆炸声也连成片,思想根本切不断。怎么办?没办法!除非躯体也毁了!是人只要还活着,总会生出思想的。思想若是讨人嫌,惹得王者不高兴,自会受到打、挤、压!情形就像孙悟空硬着猴头任人斩,忍着屈辱听人砍——砍掉一个长一个,砍掉一个长一个,似乎永远没个完。到了这时,你会明白:人有思想多么痛苦,想做自己何等之难!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下场只会比你更惨,因为他比你更倔强!幸亏人死不能复生,设想终归只是设想,只是生者对于死者所展开的一种追思,只是后人对于自身的所抒发的一番感叹。一个人若想做自己,一个人若思想太强,想要自阉,恐怕都难。这时,思想对他来说,自然而然,就像空气。他不可能脱离空气,只要他还有一口气。至于谁想一手遮天,随心所欲,关住空气,使世人都感到憋气,就不是我好说的了。他真关住空气了吗?他真能够关住空气?虽然他的权力够大,即使他有尖端科技。

谁都看得出我写这文章憋着一口气,后来的我做自己也是憋着一口气。自己做得怎么样呢?不好意思再细说了。且看某次我失败后,脑子里的画面吧:

一天,突然,一个人抓住另外一个人,摁着他,对他说:“我要杀了你!”

“为什么?”被摁着的极不解,“我和你有仇吗?我是你的敌人吗?”

那人说:“正相反,你是我的学习的榜样。”

“那你为何要这样?”

“就是因为你,我难做自己!”

“没有谁能做自己。”那个榜样说,“再说我也没要你将我作为你的榜样,以我为榜样是你的选择。”

“我没后悔我的选择。我之所以要杀你,是你并非真榜样,而是一个假模范。是你想方设法地装模作样欺骗人。”

“我是你榜样,也非你榜样,这都很正常。”榜样解释道,“这就像我是自己却又并非我自己。活在这世上,谁能做自己?谁能完全彻底地里里外外做自己?无论你是谁,是富人,或穷人,无论你有多大权力,你都不可能真正做自己!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在阻止你成为你自己!”

“我就是要做自己!难道人活着是要做别人?只能做别人?只能以别人为榜样?”“是啊,朋友,是这样,虽然这样很遗憾。你不以甲为榜样就会以乙为榜样。有时候,你是自觉的。有时候,你不自觉。你总自觉不自觉地在以别人为榜样。而,在这里,要存在,就要以别人为榜样,就要努力做别人!正因为我做了别人,我才成为你的榜样。而你若想做自己,那就等于在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了。”

从小我所受的教育,就是我是一个人民,就是我们都是人民。管理人民的有人民政府,代表人民的有人民领袖。我们无论是说是做,无论处在什么时候,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应戴上人民的面具,使自己像一个人民。我们只能做人民,我们不敢做自己,甚至害怕做自己,不好意思做自己。做自己也戴上面具,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企图以此来掩护自己,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这已成了我们的习惯,成了我们的民风习俗。关于面具,后来的我,经过改革开放的我,进入市场经济的我,也曾写下一段文字:

“人没有面具怎么活?”

“人生如果没有面具也就不是人生了。”

“世上除了极少数的我俩这样的友谊之外,社会生活能靠的就是脸上的面具了。而且只有靠了面具,人与人才能够容忍。假如某人喝酒发疯,向人坦露了自己的真相,酒醒之后,必定后悔,后悔自己的渴望真诚。”

“记得某本书里说过,英国有起煤矿事故,由于瓦斯的爆炸塌方,十几个矿工困在了井下。他们熬过了一个礼拜,以为这回没救了,于是,索性放任自己,一个个地当众忏悔。那种场合,可以想象:‘得,这下玩完了,说不说都无所谓了,那就彻底说了吧……’不料,后来又得救了。这一来,那以后,他们都不好见面了。人熟不堪亲。人若互相知了底细,大都唯恐避之不及,只有重新戴上面具,社会生活才能继续。”

他听着他这样说着,想着他的脸上的面具,想着他戴的是什么面具,想着他的那副面具是否已成了面孔本身。

看着这些曾经的文字,想着自己这一世人,我的心里浮上来的是那哲学的经典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三问,在中国,移到了监狱的大墙上,人称代词也变了,变成了赫赫的: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还想起一个故事,一个越狱犯,碰到一路卡,面对盘问,他答道:“不——要——问——我是谁,也——莫——问——我到底从哪里来,更——莫——问——我是要到哪里去,这样对你有好处!”看着他的镇定从容,盘问者被唬住了,以为他真有来头,竟然放他过去了。这故事有中国特色,而且也有哲学意味。

(经《随笔》杂志授权转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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