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所依】香港:当代人只养当代人

作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香港一直积极地探索退休保障制度。港府虽然选择了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模式,却保持了多元的开放选择,并且始终在推动强积金从“半自由”到“全自由”。

责任编辑:顾策 助理编辑 温翠玲 实习生 汪娜

2010年12月1日,香港,一位78岁的老人(左)在笼屋外乘凉。 (CFP/图)

末代港督曾经提出过一项类似于大陆养老保险的“老人金”计划,但香港78位学者联名登广告反对。

强积金模式中,钱在个人账户里,每个人的钱一清二楚。工作时存多少,退休时拿多少,每一代人都只管自己。

港府虽然选择了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模式,却保持了多元的开放选择,并且始终在推动强积金从“半自由”到“全自由”。

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养老问题?

答案当然是没有。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不停地探索。香港,作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直是积极的探索者。

最终,香港做出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大多数地方的选择——在全港推行一个被称为“强积金”的制度。目前,全球实行这一制度的,除了香港,便只有新加坡和智利。

从2000年至今,这一制度实施已有十一年多,而争论从未间断,演变也尚在进行。

殖民政府的筹码

“如果当时选择了‘老人金’制度,香港就等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据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梁祖彬介绍,在实施强积金制度前,香港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口有退休保障。这些退休保障安排包括公务员和学校教师的法定退休金和公积金,以及雇主自愿为雇员设立的退休计划。

普通人只有两个福利政策可以享受,一是综援(类似内地的低保,每月为1000港元),二是“生果金” (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实施的一项高龄补贴,也是每月1000港元左右)。这两者都需要一定的条件。

社保制度的缺失,让率先进入老龄社会的香港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自上世纪1960年代起,讨论始终未间断。

其中争论最激烈一次在1994年。彼时,香港正处于回归前夜。中、英双方正就1997年香港回归的种种事务进行着拉锯谈判。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雷鼎鸣回忆,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大势已去,手上可用的牌已经不多。为笼络民意,增加谈判筹码,1994年初,末代港督彭定康突然使出一招“狠棋”,决定在香港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这个计划类似于大陆现在实行的养老金制度,在当时的香港被称为“老人退休金计划”(市民们简称“老人金”)。其核心理念是“现收现付”(即国际上流行的“as pay as go”)——市民们从1994年开始供款(供款由雇员、雇主和政府三者分摊),退休之后,每月即可领到一笔钱。而在当时就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则无需供款,每个月直接可领到3000港币。

对普通香港市民——尤其是已到或者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人——来说,这个政策吸引力颇大,响应者众。

不过,在一些有识之士看来,这个政策却是危机重重。1995年底,时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的陈佐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指责港英政府的福利开支过高,如果照此速度下去,最终会导致香港“车毁人亡”。

陈佐洱的这一论断,被一些人视为中央政府的“表态”。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是肯綮之言。

“如果当时选择了‘老人金’制度,香港就等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雷鼎鸣解释说,“现收现付”计划的特点是通过隔代抚养(这一代人抚养上一代)来实现养老,也就是向年轻的工作人口征税,以支付退休人士的生活费,“如果年轻人少,退休人士多,所征的税率便一定要高得惊人才可收支平衡。这将会让这个计划变得不可持续。”

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以下简称“香港强积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香港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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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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