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崔健】“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崔健和他的年代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2012年12月15日,北京崔健“蓝色骨头”演唱会。一块红布蒙住双眼,是崔健的标志,也是大多数崔健歌迷的记忆。(CFP/图)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兵马俑方阵、摩天大楼、毛泽东挥动巨手、抗美援朝的游行队伍、“小平您好”……

中国只有一个人会在演唱会上连环播放这些图片。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似乎暗示着演唱者某些挥之不去的情结。

他是崔健。人称“中国摇滚乐第一人”。

“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万众欢呼中,52岁的崔健略微弯曲的身影出现在幕布后面,挎着吉他,戴着一顶白色棒球帽。明亮的追光下,一个大大的红色五角星浮现在黑色屏幕正中。这是2013年1月6日晚的西安,崔健2013年的第一场演唱会——“向信念致敬”。

幕布飘落,他出现在舞台正中,五千多名歌迷再次爆出一大片骤雨般的欢呼。他们心中那个一身绿军装,挎着一把吉他的长发青年仍在。他能召回他们的青春。

“向信念致敬”的名字是一个戴眼镜的络腮胡矮胖子起的,演唱会开始不久,他就开始挥舞双手,带着周围一群年轻人高喊“牛B”,喊得主办方负责人——西安音乐厅总经理曹彦恨不得冲过去揍他。

这个激动的胖子,是音乐厅的策划总监曹继文。兴奋的同时,他会不时履行自己的职责,把那些站到椅子上拍照的人揪下来。1990年,刚上高中的他就在崔健西安演出的观众群中。

在举办这场演出前,西安音乐厅做了市场调研,结论是:百分之六七十社会中层以上男性对崔健有或多或少的情结。但在路边做随机调查,崔健的知名度就急剧降低了。

曹继文坚持:这场演唱会,最有可能买票的,就是自己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向信念致敬”这个名字更有商业号召力。他说服了所有人,演唱会的海报也用了崔健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封面的那张红色头像。年轻,锋锐,桀骜不驯。那是二十多岁的崔健,也是一切年轻人的模样。

1985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1985年下半年,中国摇滚乐孕育期,整个北京地下音乐圈到处弥漫着深重的压抑感。包括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演奏员崔健本人。

压抑首先来自生活。这一年6月,“七合板”乐队被迫解散,它是中国摇滚乐最早的乐队之一,崔健是其中成员。解散时,它刚活动了不到一年,出版了一张以翻唱美国民谣歌曲为主的磁带。

团里的女书记找他们谈话:“你们要么在团里老老实实干,要么退团,把乐器交回来。这乐器都是国家的。”有关部门找到乐队队长、北京歌舞团的琵琶演奏员文博:“你们搞这种音乐,要干什么?”

那是一个离开“单位”很难谋生的年代。乐队解散几年前,《中国青年》杂志掀起的大讨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被叫停,编辑部被迫写检查,收到的六万多封青年来信被集中销毁。

“七合板”的七名成员全部来自北京歌舞团,离开四五十块的月工资便无法生存。他们只能回去,继续“百鸟朝凤”、“丹凤朝阳”。

崔健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忱的青年。“七合板”另一个成员杨乐强是崔健的多年好友,熟到对他和女朋友打架的细节都一清二楚。今天他还记得,工作初期,崔健在一个清晨敲开他的房门,满脸兴奋地给他看一条满是兜和拉链的牛仔裤,刚买的。“怎么样?操,哥们儿现在更热爱生活了!”

当时的北京地下音乐圈,崔健虽然很被看好,但远不是一枝独秀。有潜质的人很多,有后来同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出场的孙国庆、王迪、丁武,有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的常宽,有英语娴熟又能及时获取西方摇滚资料的曹平、曹军兄弟,还有出自音乐世家的年轻人高旗、何勇……即使是在“七合板”内部,崔健也只是三个主唱之一,而且年龄最小。磁带的封面是七个人叠成四层人梯状的合影,身高一米七三的他在最右下方。

回到家,崔健要面对一个更加逼仄的空间。那是位于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栋筒子楼,他父亲单位空军军乐团分的一套老式两居室,没有客厅。崔健和一张桌子、一堆吉他、小号、乐谱、磁带,还有弟弟崔东一起挤在小屋,吃饭都要去父母卧室。

“那时候崔健真是一无所有。”认识崔健时,曹平不过是一个懂英文的导游,戴着墨镜参加各种音乐比赛,上台弹唱甲壳虫乐队的歌,还没有后来“中国摇滚传教士”的称谓。他说自己当时“特别不懂事”,崔健父母留他在家吃饭,他从来都一屁股坐下。

中国第一代摇滚青年,几乎个个有被父母责骂的经历。“工作要丢了,你能干什么?这摇滚乐是美国的……那是美国!”

崔健的父母已经算宽容的了,从来没有给过曹平脸色看。但终于有一天,崔健阴着脸说:“今天我们俩不在家吃了,出去吃。”

两人站在河堤上,崔健开口了:“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他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

这是崔健在当时中国地下音乐圈内独一无二的特性:他做原创。1985年开始不到两年时间,他已经写出了13首作品。

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翻唱英文歌;也没有跟随西方的吉他英雄,苦练吉他——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更不想做一个鼓手——每一支乐队都要争抢的稀缺人才。这正如他踢球的风格:速度并不快,技术也一般,但懂得跑位。他只是默默蹬着自行车,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音乐理论,和坚持自学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的英语。

当时的社会,有接受“一无所有”的深远土壤。“社会上人人都压抑。只要你有一首歌能让他们喊出来,就能火。搞摇滚乐的人也压抑,大家都憋着。盼着有一天能出来一个。”曹平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

与普遍存在压抑感的社会青年相比,大学生是中国摇滚乐另一群巨大的潜在受众。“每次到大学去演出,一开幕,学生只要看见台上的架子鼓就欢呼。”作家李克在《摇滚梦寻》中如此描写1980年代末的中国摇滚演出现场。

“那时候我们的确一无所有。”1983年北京市文科高考状元、就读于北大社会学专业的李国庆(现当当网总裁)形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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