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就是一些意见——帕斯与墨西哥资深记者的对话

在专制制度失败之后诞生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则必须吸收现代文学和诗歌的全部鲜活的遗产。


我捍卫“为少数人的艺术”不是出于对贵族或精英的迷信,而是……

在专制制度失败之后诞生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则必须吸收现代文学和诗歌的全部鲜活的遗产。

我捍卫“为少数人的艺术”不是出于对贵族或精英的迷信,而是……

    记者:在国家和社会中间,诗歌有什么作用?在《弓与琴》中有一篇涉及这个话题的文章。
    帕斯:我依然在思考。在《弓与琴》的那一章(一篇专门论述此事的短文,如同它的题目所说:《诗歌、社会与国家》),我试图将一种表现共同信仰、意识和价值观的艺术,与国家艺术区别开来。前者的例证是雅典民主时期的艺术与中世纪的宗教艺术。我给你读一段我在这个文本中说的话:“希腊艺术——我指的是古典悲剧和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参与了城市的争论,因为民主城邦的性质本身就要求公民对公共事物自由发表意见……哥特艺术(罗马艺术也一样)不是教皇或皇帝所为,而属于社会、城市和宗教范畴……”结论是:国家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总是取决于它们所属社会的性质。不过总的来说,历史检验证实,不仅国家从来不是有价值的真正艺术的创造者,而且只要它企图将艺术变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便会使艺术丧失自己的营养并衰败下去。于是,“为了少数人的艺术”几乎总是艺术家们自由的回答,这种回答是对官方艺术和瓦解社会语言的公开的或暗地里的反抗。西班牙的贡戈拉,面对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平庸之辈的马拉梅,是艺术家们的楷模,当他们确认自己的孤独并拒绝当时的听众的时候,便赢得了创造者所期盼的最崇高的交流:与后人的交流。
    我捍卫“为少数人的艺术”不是出于对贵族或精英的迷信,而是因为它始终关系到对官方意志的抗议与否定。尤其是在现代,即从象征主义至今。当人们谈论对现代社会的批评的时候,大多是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及其他预言家们。然而,对当代社会及其陋习、畸形和不公正的最真实、最深刻的描写与刻画,则是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一个卡夫卡,一个艾略特,一个普鲁斯特。还不止于此:二十世纪男人和女人的隐私,爱与恨的情感,身体的诱惑,对死亡的痴迷,对博爱的渴望,厌恶与陶醉,这作为每一个人的整个世界,是当代诗人和小说家的题材。这是现代政治思想家们没有研究也没有涉及过的世界,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就更不用说了。为了了解即所谓“认识”现代的人,无须读一部经济论著,而是读一本福克纳的小说或一首聂鲁达的诗。
    有一个列宁的逸事,何塞·雷布埃尔塔斯很喜欢讲述,可我却不能容忍。好像是说,在听一首贝多芬的交响乐时,列宁说:“不应该听这样的音乐,因为一听就会使人想拥抱旁边的人,哪怕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而在如今这个时代,对他不该拥抱,而是打击。”布尔什维克的教育是残酷的,结果是建立了庞大的集中营,在他们看来是“劳动改造的学校”。诗歌正是现代政治思想所缺少的伟大因素。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马克思令人振奋的事情之一,就是经常提到伟大的诗人。可几乎二十世纪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其他倾向的伟大政治家们,都忘记了人是有激情、有感情、有梦想、有欲望、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冲动的生灵。在政治领域,忘记了这一切,就会导致非人性化。
    倘若在专制制度失败之后诞生一种新的政治思想,则必须吸收现代文学和诗歌的全部鲜活的遗产。想要了解点人类的人就应读一读莎士比亚:那里揭示了政治的神秘……在黑格尔之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许多政治作家涉及过丧失理智的主题。这一切良苦用心在《荒原》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艾略特的诗篇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城市的荒凉:现代人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岩石、铁和玻璃的楼群之间。贫瘠的王国。

政治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向我们显示了……
    记者:您总是从诗歌的视角靠近政治。您为什么热衷于政治?既然诗歌与政治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帕斯:政治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向我们显示了历史的面目。历史是人类的时间,反映在我的同代人身上的时间。此外,我是古老诗歌传统的儿子。在但丁身上,诗歌与哲学、爱情和政治是不可分的。弥尔顿也一样,在现代,还有惠特曼和维克多·雨果。二十世纪的范例有那么多,又是那么有名,无须一一列举。另一方面,当我写政治事件时,我总是力图用政治和道义的语言。对我来说,政治与道义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它们各有自己的范畴,但又相互沟通。最后,您别忘了,我对您说过的诗歌在现代社会的破坏与叛逆作用……实际上,我很少参与政治。您不妨将我的政治文本与我用诗歌和散文撰写的关于其他事情的文本,作个比较,包括性爱、爱情、人类学、历史、诗歌现象、当代诗人、艺术、墨西哥的生活。对于我,政治不是惟一的激情。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激情。
    记者:我所以提上述问题,是因为有人认为诗人帕斯是一回事,政治思想家帕斯是另一回事。有些人接受前者,不接受后者。
    帕斯:是的,这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区分,尽管浮浅。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列宁和马克思。您自认为是左派的对话者,为什么?
    帕斯:因为我生来就和左派在一起。我受的是崇拜法国革命和墨西哥自由派的教育。在青年时期,我将决心改造世界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主张,作为自己的信念。革命思想曾经而且至今依然是很宏伟的目标。我的知识与道德追求,我的生命本身以及我的批评,都是左派传统的一部分。您别忘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左派,作为一种批判的思想,始于18世纪。左派的最大弱点——它的悲剧——尤其在20世纪,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忘记自己的初衷,自己诞生的标志:批判。他们为了封闭体系的一盘豇豆,为了一种思想意识而出卖了自己的遗产……尽管我与左派的对话经常变为论争,却从未中断过。至少在我这一方是如此。在我的内心判断中,我默默地与我的对手交流与探讨。他们是我的对话伙伴……这是一种处在消失中的对话:很快将不再有右派和左派。事实上这种划分在欧洲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记者:从政治高度上说,您该如何定义自己呢?
    帕斯:我不愿也不能给自己下定义。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解每个人都是很复杂很困难的。我也不例外。
    记者:别担心,就像您说托洛茨基那样,在一座“概念的监狱”里死去。
    帕斯:我不具备一个概念构成的体系。托洛茨基是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领导者和伟大的战略家,一个受人崇敬而又令人感叹的形象。我几乎什么也不是,要说是点什么的话,是个诗人。我一无所求。托洛茨基满怀坚定的信念死去,他坚信革命是20世纪历史的真理;我们今天知道他搞错了。我再重复一遍:我只是个诗人……
    记者:一个以极大的热情捍卫自己的政治思想的诗人。
    帕斯:是的,但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我的思想就是一些意见。我现在和过去都是在捍卫我相对的真理。这使我成为很艰难的人,遭到许多人的诅咒。我感觉得到。我的态度与政治家的不同,和追求功成名就、取悦读者的作家的也不同。要敢于冒失去民众的风险。人的最大愿望就是要让大家都喜欢!我不愿从事一种文学“职业”;我愿忠于自己。
    此文摘自《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一书(未出版),大小标题均为编辑所加。

 

人物简介
    奥克塔维奥·帕斯:二十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墨西哥伟大诗人、作家,199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布拉乌里奥·佩拉尔塔:墨西哥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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