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等待莫言的承诺 “莫言两篇”记者手记

在2012年秋,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一个星期,莫言回到了山东高密。

和去年茅盾文学奖颁发时一样,为躲避媒体的采访,他把北京的手机留在了女儿处,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回了高密老家。为避开媒体的采访,莫言让女儿关掉了北京手机,新办了一个高密的手机号。

10日下午,微博上铺天盖地的莫言和诺贝尔,南方周末文化板块总监袁蕾给我电话,让我提前找莫言采访:“不管他是否拿奖,光中国文坛的复杂心态和社会的反应,足以做个新闻了。”

我当即给莫言的北京手机打电话,没有人接。发了3条短信,莫言女儿管笑笑回了短信:“张英叔叔,我是管笑笑,我爸回山东看我爷爷了,不在北京。”

11日晚上,莫言和妻子带着孙女,在楼下的哥哥管谟贤家刚刚吃完饭。妻子和嫂子收拾完碗筷,正准备切一盘萝卜条当饭后水果吃。他和哥哥坐在沙发上,逗外孙女玩。

18点40分,莫言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隆德,“告诉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听到自己得奖消息,莫言惊喜又惶恐。他的心情还未平静,瑞典文学院懂汉语的女钢琴师又打来了电话,按照诺贝尔奖的惯例对莫言进行了一个7分钟的采访。

从这一刻起,莫言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电话不断,房门不断被人敲响,楼下门铃也叫个不停。

这个晚上,高密来了200多位记者。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窦吉进对我说,此前高密这个县级市从未来过这么多记者。

高密一中内的莫言文学馆前和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的老宅小院里,蜂拥而至的记者围住了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莫言父亲和莫言的二哥、姐姐,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莫言到底在哪里?

《南方周末》也迅速行动起来。袁蕾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赶快找到莫言,搞定采访。”

而此时,莫言在哪里呢?

他在女儿手里的北京手机关机,北京家里电话没人接。几乎找遍了和莫言关系好的北京的作家学者,都不知道莫言山东老家的电话。

晚上在央视《新闻1+1》的节目里,看到了白岩松和莫言的连线采访。马上电话找到白岩松,白岩松说,他上镜前,还没有找到莫言。在《新闻1+1》进行到一半时,他手下的编导,联系到了正在采访现场的潍坊电视台。后来山东潍坊电视台的记者,主动把电话打到了《新闻1+1》正在找莫言的编导那里,然后白岩松在直播台上,通过高密电视台记者手机对莫言进行了采访。

白岩松根据他了解到的消息分析,莫言在第二天可能会回北京。我马上定了第二天凌晨飞往北京的机票。

当晚2点,新浪微博读书频道的朋友告诉我,莫言还在山东高密,因为他在等待北京官方对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同时因为潍坊、高密政府为扩大知名度,再三说服他,莫言盛情难却,准备次日下午3点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马上取消北京的机票,当晚通宵未眠,忙着起草采访提纲。

12日早上五点,改成坐高铁赶往济南,再打出租车赶到济南南站,买好火车票赶往高密。

一出高密火车站,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往风都国际饭店莫言新闻发布会现场。

高密的广告公司,接到了当地政府的订单,连夜赶制出大批鲜艳的红色绸布横幅广告,挂在了高密大街小巷和通往莫言乡下老宅的路口。

当时新闻发布会还没有开始,在贵宾厅里,莫言正在接受中新社、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的小范围采访。

我背着大红背包,直接推门闯了进去。

大厅里的保安冲上来挡住我往外推,我赶紧大声喊坐在沙发上回答问题的莫言。

莫言站起身,向我招了招手,意思是让我进屋。我也对保安说,我是莫言的朋友。

我坐到莫言身边的沙发上,马上打开录音笔。

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了,疲惫不堪的莫言对我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你怎么来了,老朋友肯定会安排采访,但南方周末不要这么急,等过几天热闹过去,我休息好咱们做个大的、深的、透的专访。”

我回答他说,“先做个小的采访,以后等你去瑞典拿奖的时候再做大的专访。”

已经一晚没有睡觉的莫言,点燃一根烟,他环顾四周,疲惫地对我说,“你看这乱的,这么多记者,有几个是看过我作品的?就是问我拿奖高不高兴、得奖的心情,要不就是让我对政治表态。”

经过再三说服沟通,我告诉他南方周末副总编辑朱强正在赶来的路上,已经通过当地朋友和他夫人联系上,安排好第二天的专访。

他当时还对这个安排一无所知,只是推辞说自己思维混乱,太累了,脑子说话不清楚了。

我提出先不写稿,先和他一起呆两天,参加一下他的社会活动。

他说新闻发布会完了,一会去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央视《面对面》有采访,邀请我去旁听。

新闻发布会完了后,我打车随莫言一行,赶到高密一中。走上莫言文学馆二楼,却被央视把门的编导轰了出来。

知道是董倩采访,我马上打电话给白岩松,白岩松让我把电话递给董倩。但把门的编导不肯把电话给董倩和莫言,直接锁了门。

临时受命被《面对面》抓来的董倩,显然对莫言和莫言作品不熟悉,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你幸福吗?”

莫言的回答是“我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

董倩设计的第一个问题直接影响了莫言的情绪,而她再三的追问让莫言的情绪出现抵抗性,即使原本1个小时的采访拉到了快3个小时,但莫言的情绪仍然不高,谈话中笑称最希望“结束采访”。

当晚,我来到莫言家的小区,上楼和莫言夫人寒暄了一番,为第二天朱强老师的专访做了铺垫后,下到3楼,采访了莫言的大哥。在莫言大哥家里,我们遇到了潍坊文联官员带来的朱强老师。

采访结束,我打车去了高密老城区一家酒店里的莫言书房。后来发现只不过是店家的商业炒作,就是一些餐厅包房,挂了莫言写的书法作品,放了个书架,陈列了莫言的图书。在获奖以后,这些书都被吃饭的顾客顺手牵羊拿走了。

我又回到酒店做莫言的采访提纲,当晚和广州总部的编辑、朱强老师以及赶来的南周电视部记者,一起沟通到凌晨两点。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给莫言大哥打电话,商量用他家的客厅作为采访场地。

在获得同意以后,我们赶到他家,挪开沙发、茶几,布置好灯光、场地后,我给朱强老师打了电话,请他前去采访。

我按照编辑的分工安排,打车去了高密一中,采访莫言文学馆馆长。

随后,我又去了30里外的莫言老家平安庄,仔细参观了莫言的老宅和后来新建的宅院,分别采访莫言的父亲、二哥和莫言外孙女。

我们还驱车前往一河之隔的莫言姑姑家,她是《蛙》的主人公原型。采访过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高密话让我半懂不懂,只能连猜带蒙地进行交流。

剩下的就是写作了,融合以往十几年里对莫言的4天采访,写了《“不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莫言的家乡和家族》 。

在这单活里,朱强老师的独家专访是红花,我的稿子是绿叶。所幸,这单活干得还是不错。

袁蕾拿到稿子说,“不错啊。”问题是最后一章,专谈莫言和计划生育、莫言姑姑和计划生育,太敏感,于是这一章(附录在文章后)根据编辑意见,重新调整写作方向,有了最后的见报稿。

写这篇手记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了,我还在等待莫言的电话,期待他可以兑现承诺, “做一个深入透彻的大稿来”。

为了提干,刚刚提干调到总参北京总部的莫言,为了自己的前途,劝自己的老婆,流掉了自己的儿子。

1955年,给莫言接生的,是姑姑管贻兰。1981年,给莫言女儿管笑笑接生的,是管贻兰。1986年,给莫言妻子杜芹兰做流产手术,让莫言没有儿子的,还是管贻兰。

在莫言老家,管贻兰在几十年里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家和莫言的老宅隔着一条河。作为《蛙》的真实主人公,因为莫言的获奖,她也引发了传媒的关注,小院里满是记者。

管贻兰做了一辈子医生,先跟随父亲学中医,因为认识字,新中国推行新式接生法,作为“地主”的女儿,她被县卫生局长看中,选为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

此前,当地的接生婆都是用“土法”:把马路上的尘土垫在孕妇身下,用带铁锈的剪刀剪掉婴儿的脐带,然后用破布、棉花来包扎,造成了大量的婴儿患破伤风死亡。

管贻兰当时的工作很艰巨。新法接生首先就是对婴儿脐带进行消毒,再用纱布包裹好,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她慢慢把土法接生那批接生婆们给淘汰掉了。

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一万个。

1970年代末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30年里,管贻兰在当地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走到哪里像瘟神一样谁见了都骂,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大哥和二哥、姐姐结婚生子的时候,那时国家没有计划生育,大哥家两个儿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连续生了三个女儿,第四胎生了个双胞胎,一男一女;莫言结婚时正好赶上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按照当时政策,第一个是女儿的农村户口,按照常理可以生二胎。

杜芹兰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莫言很犯愁:“如果是普通战士,是志愿兵,完全可以生第二个孩子,但我们总部机关特别严,我是绝对不能生第二个孩子,几千个干部都没有第二胎,就你敢生了个第二胎?不能因为你影响了整个单位的荣誉,领导当时找我谈话,我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反驳。”

那时的莫言刚刚提干入党,文学道路一帆风顺,领导也很器重他,在单位领导出马劝说后,后来莫言只好答应不要孩子。他回到山东做老婆的工作,跟老婆举例子:“我同学在当地县里工作的,无论是工人、教师,还是局长、处长,大家都是一个孩子,很多人也是女儿。”

杜芹兰想要这个孩子,但迫于形势,“如果生了第二胎,我复员回老家变成农民,只能种地;如果我不生第二胎的话,过两年可以随军,女儿也变成城里人,否则生孩子再多,在农村呆着都没前途。”

杜芹兰流完产后,县里计生委给莫言奖励一台洗衣机,敲锣打鼓送到家。“我老婆从来不用它,心里不高兴,看到洗衣机心里就很痛苦。”

在莫言写作出名后,高密县政府把杜芹兰和管笑笑的户口破例转成城市户口,还给她安排了工作。但随着年龄增长,莫言愈发怀念那个流产失去的孩子。

“过去我没有感觉到少生几个孩子是多么大的遗憾,现在回头一想挺遗憾的,如果现在我有两个孩子多好,一男一女或者两个女儿。尤其当你生命越来越往尽头走的时候,才意识到生命真正的价值。”

现在,莫言已经当上了爷爷,他和妻子平时在家给女儿带外孙女。

管贻兰现在也退了休,“我1956年参加工作,1996年退休,干妇科40年,一年接生500个, 40年约有2万个孩子吧,流产掉的孩子和接生的孩子,应该是各占一半。”她和退休的老伴在家带孙女,她的4个孩子,因为是城市户口,按照计划生育政策,都只要了一个孩子。

2002年春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着莫言回高密过年。大江对莫言的姑姑职业很感兴趣,后来在很多次演讲中都有提到姑姑。而作为莫言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亲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记忆里。

莫言在过去的30年里迟迟没有动笔,是怕写姑姑会牵扯到计划生育政策。“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说是要管30年嘛,这个政策的时间期限过后,这几年学术界有很多人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和反思,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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