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等待莫言的承诺 “莫言两篇”记者手记

在2012年秋，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一个星期，莫言回到了山东高密。

和去年茅盾文学奖颁发时一样，为躲避媒体的采访，他把北京的手机留在了女儿处，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回了高密老家。为避开媒体的采访，莫言让女儿关掉了北京手机，新办了一个高密的手机号。

10日下午，微博上铺天盖地的莫言和诺贝尔，南方周末文化板块总监袁蕾给我电话，让我提前找莫言采访：“不管他是否拿奖，光中国文坛的复杂心态和社会的反应，足以做个新闻了。”

我当即给莫言的北京手机打电话，没有人接。发了3条短信，莫言女儿管笑笑回了短信：“张英叔叔，我是管笑笑，我爸回山东看我爷爷了，不在北京。”

11日晚上，莫言和妻子带着孙女，在楼下的哥哥管谟贤家刚刚吃完饭。妻子和嫂子收拾完碗筷，正准备切一盘萝卜条当饭后水果吃。他和哥哥坐在沙发上，逗外孙女玩。

18点40分，莫言的手机响了，打电话的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隆德，“告诉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听到自己得奖消息，莫言惊喜又惶恐。他的心情还未平静，瑞典文学院懂汉语的女钢琴师又打来了电话，按照诺贝尔奖的惯例对莫言进行了一个7分钟的采访。

从这一刻起，莫言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电话不断，房门不断被人敲响，楼下门铃也叫个不停。

这个晚上，高密来了200多位记者。潍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窦吉进对我说，此前高密这个县级市从未来过这么多记者。

高密一中内的莫言文学馆前和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的老宅小院里，蜂拥而至的记者围住了文学馆馆长毛维杰，莫言父亲和莫言的二哥、姐姐，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莫言到底在哪里？

《南方周末》也迅速行动起来。袁蕾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赶快找到莫言，搞定采访。”

而此时，莫言在哪里呢？

他在女儿手里的北京手机关机，北京家里电话没人接。几乎找遍了和莫言关系好的北京的作家学者，都不知道莫言山东老家的电话。

晚上在央视《新闻1+1》的节目里，看到了白岩松和莫言的连线采访。马上电话找到白岩松，白岩松说，他上镜前，还没有找到莫言。在《新闻1+1》进行到一半时，他手下的编导，联系到了正在采访现场的潍坊电视台。后来山东潍坊电视台的记者，主动把电话打到了《新闻1+1》正在找莫言的编导那里，然后白岩松在直播台上，通过高密电视台记者手机对莫言进行了采访。

白岩松根据他了解到的消息分析，莫言在第二天可能会回北京。我马上定了第二天凌晨飞往北京的机票。

当晚2点，新浪微博读书频道的朋友告诉我，莫言还在山东高密，因为他在等待北京官方对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同时因为潍坊、高密政府为扩大知名度，再三说服他，莫言盛情难却，准备次日下午3点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马上取消北京的机票，当晚通宵未眠，忙着起草采访提纲。

12日早上五点，改成坐高铁赶往济南，再打出租车赶到济南南站，买好火车票赶往高密。

一出高密火车站，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往风都国际饭店莫言新闻发布会现场。

高密的广告公司，接到了当地政府的订单，连夜赶制出大批鲜艳的红色绸布横幅广告，挂在了高密大街小巷和通往莫言乡下老宅的路口。

当时新闻发布会还没有开始，在贵宾厅里，莫言正在接受中新社、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的小范围采访。

我背着大红背包，直接推门闯了进去。

大厅里的保安冲上来挡住我往外推，我赶紧大声喊坐在沙发上回答问题的莫言。

莫言站起身，向我招了招手，意思是让我进屋。我也对保安说，我是莫言的朋友。

我坐到莫言身边的沙发上，马上打开录音笔。

简短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了，疲惫不堪的莫言对我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你怎么来了，老朋友肯定会安排采访，但南方周末不要这么急，等过几天热闹过去，我休息好咱们做个大的、深的、透的专访。”

我回答他说，“先做个小的采访，以后等你去瑞典拿奖的时候再做大的专访。”

已经一晚没有睡觉的莫言，点燃一根烟，他环顾四周，疲惫地对我说，“你看这乱的，这么多记者，有几个是看过我作品的？就是问我拿奖高不高兴、得奖的心情，要不就是让我对政治表态。”

经过再三说服沟通，我告诉他南方周末副总编辑朱强正在赶来的路上，已经通过当地朋友和他夫人联系上，安排好第二天的专访。

他当时还对这个安排一无所知，只是推辞说自己思维混乱，太累了，脑子说话不清楚了。

我提出先不写稿，先和他一起呆两天，参加一下他的社会活动。

他说新闻发布会完了，一会去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央视《面对面》有采访，邀请我去旁听。

新闻发布会完了后，我打车随莫言一行，赶到高密一中。走上莫言文学馆二楼，却被央视把门的编导轰了出来。

知道是董倩采访，我马上打电话给白岩松，白岩松让我把电话递给董倩。但把门的编导不肯把电话给董倩和莫言，直接锁了门。

临时受命被《面对面》抓来的董倩，显然对莫言和莫言作品不熟悉，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你幸福吗？”

莫言的回答是“我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

董倩设计的第一个问题直接影响了莫言的情绪，而她再三的追问让莫言的情绪出现抵抗性，即使原本1个小时的采访拉到了快3个小时，但莫言的情绪仍然不高，谈话中笑称最希望“结束采访”。

当晚，我来到莫言家的小区，上楼和莫言夫人寒暄了一番，为第二天朱强老师的专访做了铺垫后，下到3楼，采访了莫言的大哥。在莫言大哥家里，我们遇到了潍坊文联官员带来的朱强老师。

采访结束，我打车去了高密老城区一家酒店里的莫言书房。后来发现只不过是店家的商业炒作，就是一些餐厅包房，挂了莫言写的书法作品，放了个书架，陈列了莫言的图书。在获奖以后，这些书都被吃饭的顾客顺手牵羊拿走了。

我又回到酒店做莫言的采访提纲，当晚和广州总部的编辑、朱强老师以及赶来的南周电视部记者，一起沟通到凌晨两点。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给莫言大哥打电话，商量用他家的客厅作为采访场地。

在获得同意以后，我们赶到他家，挪开沙发、茶几，布置好灯光、场地后，我给朱强老师打了电话，请他前去采访。

我按照编辑的分工安排，打车去了高密一中，采访莫言文学馆馆长。

随后，我又去了30里外的莫言老家平安庄，仔细参观了莫言的老宅和后来新建的宅院，分别采访莫言的父亲、二哥和莫言外孙女。

我们还驱车前往一河之隔的莫言姑姑家，她是《蛙》的主人公原型。采访过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高密话让我半懂不懂，只能连猜带蒙地进行交流。

剩下的就是写作了，融合以往十几年里对莫言的4天采访，写了《“不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莫言的家乡和家族》 。

在这单活里，朱强老师的独家专访是红花，我的稿子是绿叶。所幸，这单活干得还是不错。

袁蕾拿到稿子说，“不错啊。”问题是最后一章，专谈莫言和计划生育、莫言姑姑和计划生育，太敏感，于是这一章（附录在文章后）根据编辑意见，重新调整写作方向，有了最后的见报稿。

写这篇手记的时候，已经是2013年了，我还在等待莫言的电话，期待他可以兑现承诺, “做一个深入透彻的大稿来”。

为了提干，刚刚提干调到总参北京总部的莫言，为了自己的前途，劝自己的老婆，流掉了自己的儿子。

1955年，给莫言接生的，是姑姑管贻兰。1981年，给莫言女儿管笑笑接生的，是管贻兰。1986年，给莫言妻子杜芹兰做流产手术，让莫言没有儿子的，还是管贻兰。

在莫言老家，管贻兰在几十年里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家和莫言的老宅隔着一条河。作为《蛙》的真实主人公，因为莫言的获奖，她也引发了传媒的关注，小院里满是记者。

管贻兰做了一辈子医生，先跟随父亲学中医，因为认识字，新中国推行新式接生法，作为“地主”的女儿，她被县卫生局长看中，选为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

此前，当地的接生婆都是用“土法”：把马路上的尘土垫在孕妇身下，用带铁锈的剪刀剪掉婴儿的脐带，然后用破布、棉花来包扎，造成了大量的婴儿患破伤风死亡。

管贻兰当时的工作很艰巨。新法接生首先就是对婴儿脐带进行消毒，再用纱布包裹好，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她慢慢把土法接生那批接生婆们给淘汰掉了。

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一万个。

1970年代末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30年里，管贻兰在当地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走到哪里像瘟神一样谁见了都骂，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莫言大哥和二哥、姐姐结婚生子的时候，那时国家没有计划生育，大哥家两个儿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连续生了三个女儿，第四胎生了个双胞胎，一男一女；莫言结婚时正好赶上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按照当时政策，第一个是女儿的农村户口，按照常理可以生二胎。

杜芹兰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莫言很犯愁：“如果是普通战士，是志愿兵，完全可以生第二个孩子，但我们总部机关特别严，我是绝对不能生第二个孩子，几千个干部都没有第二胎，就你敢生了个第二胎？不能因为你影响了整个单位的荣誉，领导当时找我谈话，我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反驳。”

那时的莫言刚刚提干入党，文学道路一帆风顺，领导也很器重他，在单位领导出马劝说后，后来莫言只好答应不要孩子。他回到山东做老婆的工作，跟老婆举例子：“我同学在当地县里工作的，无论是工人、教师，还是局长、处长，大家都是一个孩子，很多人也是女儿。”

杜芹兰想要这个孩子，但迫于形势，“如果生了第二胎，我复员回老家变成农民，只能种地；如果我不生第二胎的话，过两年可以随军，女儿也变成城里人，否则生孩子再多，在农村呆着都没前途。”

杜芹兰流完产后，县里计生委给莫言奖励一台洗衣机，敲锣打鼓送到家。“我老婆从来不用它，心里不高兴，看到洗衣机心里就很痛苦。”

在莫言写作出名后，高密县政府把杜芹兰和管笑笑的户口破例转成城市户口，还给她安排了工作。但随着年龄增长，莫言愈发怀念那个流产失去的孩子。

“过去我没有感觉到少生几个孩子是多么大的遗憾，现在回头一想挺遗憾的，如果现在我有两个孩子多好，一男一女或者两个女儿。尤其当你生命越来越往尽头走的时候，才意识到生命真正的价值。”

现在，莫言已经当上了爷爷，他和妻子平时在家给女儿带外孙女。

管贻兰现在也退了休，“我1956年参加工作，1996年退休，干妇科40年，一年接生500个， 40年约有2万个孩子吧，流产掉的孩子和接生的孩子，应该是各占一半。”她和退休的老伴在家带孙女，她的4个孩子，因为是城市户口，按照计划生育政策，都只要了一个孩子。

2002年春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着莫言回高密过年。大江对莫言的姑姑职业很感兴趣，后来在很多次演讲中都有提到姑姑。而作为莫言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亲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记忆里。

莫言在过去的30年里迟迟没有动笔，是怕写姑姑会牵扯到计划生育政策。“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说是要管30年嘛，这个政策的时间期限过后，这几年学术界有很多人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和反思，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