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减灾所雅安预警之辩 逃生5秒存在吗？

在专业人士看来，预警技术还不够成熟，且震中附近是预警“盲区”，当下理论计算值缺乏实质意义。

预警，不是预报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地震波从四川芦山地下13公里处传出，并迅速被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以下简称成减所）的监测台站捕获，信息以光速经雅安地震局服务器传到成减所，电脑分析后直接发出预警。

这个过程仅仅需要5秒，而地震波从雅安到成都则需要33秒。这个28秒的时间差则成为这里的人们避险的黄金时间。与此同时，汶川、北川等地少数地震预警体验者通过手机预警软件收到预警信息。

“民间研究者”王暾又一次大出风头——媒体称这是继两个月前“成功预警”云南巧家地震之后，他任所长的成减所再次“成功预警”。

按王暾的说法，其地震预警系统为雅安市主城区提供了5秒的避险时间，为成都市主城区提供了28秒。

对公众而言，“地震预警”是一个新名词。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山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地震预警并非提前预报，而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利用地震波与电波之间的时间差，在地震到来之前，将地震消息通知离震中较远的人群，使其有数秒至数十秒的逃生时间。

世界上最早建立实时地震预警系统的国家是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已覆盖全国范围。这套与地震波赛跑的预警系统也的确在多次灾难中发挥作用。同样从地震预警中得益的还有墨西哥。

中国在2007年10月明确提出“建立地震预警系统”，7个月后的“汶川大地震”则进一步证明了其紧迫性。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所副所长李小军博士曾这样向媒体表达遗憾——“（就算提前）10秒钟就可以跑出去不少孩子。”

被“夸大”的成功？

不过，在部分地震预警专业人士眼中，成减所最近两次“预警成功”均大为可疑。

王暾原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受2008年汶川地震所动，回国从事地震预警系统的研究。

5年后，他所建立的成减所拥有了布设在甘肃、陕西、四川、云南等8省市的1212台地震监测仪器、预警中心、实时发布和接收系统，覆盖面积40万平方公里，号称全球最大。

成都市防震减灾局监测中心副主任郑松林肯定了王暾的地震预警系统在雅安地震中所起的作用。不过他指出，王暾所称的“节省28秒”指的是从地震发生到第一报的时间。然而事实上其第一报的震级只有4.3级，成都市预测烈度只有1.6度。在业内人士看来根本不需要预警。而成减所最接近实际震级的是第三报6.4级，但时间距离地震发生已经又过了14秒。

不知何故，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王暾本人手机所安装的地震预警软件显示，其第一报的震级竟只有2.2级。其当时所处位置是在成都，但显示的却是北京丰台的预警时间，长达379秒。王暾解释说，这是因为地震当天他刚从北京返回成都，其没有及时更新手机设置，导致误报。

地震之前，成减所在雅安市地震局的几位工作人员手机上装了其地震预警软件。雅安市地震局副局长谭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问过体验者，对方说是先感受到地震，再收到预警信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前该软件的预警信息过于频繁，且存在误报现象，有的体验者不堪其扰，在地震之前早把软件卸载了。

此外，成减所所谓“成功预警”云南巧家地震也受到质疑，因为此次地震只有5级，实际上无需预警。只能称之为“速报”。此外，就在云南发生地震的当天，距离成都更近的四川三台也发生了震级差不多的地震，但成减所并没有测出这次地震。

李山有认为，当前地震预警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预警要想做到很准确很难，预估烈度则更是技术难题。而只有较为准确地预估出地震影响程度即烈度，预警才有现实意义。

李山有说，地震预警通常只在发生6级以上的大地震后才起减灾作用，因为震中附近地区是预警“盲区”（如平均台站间距在30公里，预警盲区的半径为35公里），5-6级地震虽有破坏但破坏区域却处于预警盲区内。

这意味着，王暾所说的“为雅安争取5秒避险时间”的说法即使是真实的，因为距离震中芦山太近，在地震预警中也无实质意义。

在四川省地震局工程地震研究院院长周荣军看来，地震预警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预警信息在“采集、处理、发布”三个环节必须都非常可靠，才有可能起到地震预警作用。特别是在发布环节，必须有多种渠道才行。

在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渠道方面，王暾还曾尝试使用手机短信。不过，在雅安地震中，这一做法显然并不成功。

周荣军本人也是成减所地震预警试验的一名手机信息体验者。据他介绍，4月20日地震发生时，他在成都收到的第一次预警短信是在8：04——地震发生2分钟之后。这意味着对周而言，王暾所标榜的“28秒预警时间”毫无意义。

4月20日，王暾曾接到来自成都市政府人员的电话，责问其为何没能及时测出地震。原来，对方也是在短信里收到了成减所迟到的地震预警信息。王暾解释说，这是通讯网络问题，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

“北川试验”困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震预警专家认为，就此次雅安地震而言，成减所从速报的角度成功了，但从预警的角度失败了。在面向媒体宣传时，“速报”与“预警”被混淆了。

雅安地震之前，在中国地震局的既有台网之外，成减所耗资数百万元，在雅安另建了70个台网点。雅安地震的发生，也成为检验两个系统的最好机会。

雅安地震当日08：02：53，在芦山地震发生约5秒钟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官方微博对外发布了地震消息。48秒钟之后，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系统通过其官方微博“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发布了芦山地震消息，震级为5.9级。

此前不久，中国地震台网的“速报”系统刚刚启用，雅安地震是其面临的首次考验。由于其自动测定结果只有5.9级，被指为“出师不利”。11分钟后才修正为7级。在地震学界，就释放能量而言，7级地震是5.9级地震的32倍以上。

王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成减所地震预警系统报的震级为6.4，比中国地震台网的初报结果更接近于实际震级。

不过，这一说法并不全面。实际上，成减所的官方微博上，6.4级地震的报告发出时间为8：03：02，即在地震发生14秒钟之后。但也在“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发布初报结果之前。

北川是王暾地震预警研究的重要试验地。地震预警理论被认为最适合5年前大地震时的北川。当时，地震波从汶川映秀破开，传到北川需要大约30秒。如果预警信息准确及时，居民反应得当，绝不至于那么多人遇难。

不过，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在此次雅安地震中，北川的地震预警与其说是成功经验，不如说是失败教训。

与雅安、成都不同，王暾在北川部分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将预警系统与无线电视网连接。按原来设想，如果发生3到4.7级的地震，电视（如果开着）会自动显示地震信息字幕，如果超过4.7级，电视屏幕上会自动弹出地震信息。但遗憾的是，据北川防震减灾局事后了解，雅安地震发生时，电视屏幕并未测出主震，反倒是测到了一些余震。

在北川中学，王暾采取了另一种预警信息发布方式——将地震预警系统与学校广播用互联网连接。地震当天恰逢周六，不过学校仍有部分学生。负责管理预警系统的北川中学老师孙培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地震后曾问过几名学生，均未在地震前听到警报声。

汶川是成减所的另一个试点。汶川县防震减灾局局长苏茂的说法是“应该有效吧”，理由是有人跟他说在电视上看到过地震预警字幕。不过，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担心民众产生恐慌心理，汶川电视事实上只预警三级以下的地震。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成都，汶川地震之后，尽管学校大都曾按有关部门要求进行过地震逃生演练，但雅安地震发生时，仍有多名大学生选择跳楼逃生。成都理工大学更是有一名大学生，在地震次日发生余震时裹着被子跳楼，结果不幸身亡。

李山有认为，地震预警仅是防震减灾的一种辅助手段，不是主要手段，更不是惟一手段。对于地震预警的宣传，既要让公众了解预警的作用，也要让公众了解其局限性，不能把地震预警“神化”。

“官民”之争

就在成减所对雅安地震进行速报的同期，承担科技部地震预警科研项目的福建省地震局也在内部测出雅安地震。按该局一位工程师的说法，其测出的震级为6.5，准度高于成减所，但在时间上较滞后。不过，该测试结果并未对外公开。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地震预警研究在中国开始受到重视。之前并无地震研究背景的王暾也是在成都地震和科技部门的资助下开展了此项研究。而在此前后，中国地震局也向科技部申请了一项地震预警研究课题，并委托福建省地震局组织实施。在相关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同样从事地震预警研究的机构，被概括为“官民之争”。

不过，一位地震系统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场竞争并非“官民之争”，而是地震系统的内部竞争。“我敢说王墩如果没有地震系统的支持，绝对走不到这一天。”

汶川地震后，中国修订防震减灾法，在地震监测预报、灾害预防、应急救援等方面进一步明晰责任和规定。2013年2月，中国地震局宣称要在五年时间建立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系统。

李山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根据各国经验，地震速报与预警系统的建立，均由政府为主，民间力量作为补充。然而中国却出现了“倒挂现象”，即作为民间机构的成减所反而走在了地震部门前面。

王暾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其实地震系统不少人都在背后支持他。5年来，成减所从有关部门共获得三千万元的研发费用。有消息人士透露，其中有一千万元来自成都市防震减灾局。

北川县防震减灾局局长陆桂全是王暾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汶川地震之后，北川县防震减灾局从各级政府获得了上千万元的防震减灾投入，其中用60万元购买了成减所的技术设备。在2013年关于地震预警的一个会议上，在地震预警技术面临“会不会添乱”的质疑时，陆强调地震系统应该敢于“先行先试”。

此时，成减所的地震预警系统已经面向公众，而同样投入逾千万元开发地震预警软件的福建省地震局却迟迟没有成果出来。

事实上，在这场地震预警科研竞争背后，是一个总额达20亿的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建设项目。据报道，由中国地震局申请的这一项目目前已被纳入国家发改委立项程序。不过，王暾曾通过媒体对外宣称，如果该项目由其承担，费用只要三分之一。

插上“民间地震预警”标签的王暾，很快在竞争中展现出优势。其屡屡通过媒体高调宣称其地震预警技术比福建地震局的“先进”。“若在全国推广该系统所采用的技术，可为建设我国地震预警系统节省数十亿资金，并提前4年建成覆盖全国的地震预警系统。”

4月22日，在成减所发起的“媒体攻势”之下，福建省地震局就地震预警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科研进展。不过，该发布会的影响甚微。而随着“成功预警”雅安地震，成减所却迎来最好的宣传机会。仅4月20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就有四五家媒体记者造访成减所，而在王暾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期间，又接了不少于十家媒体的电话。

福建省地震局则仍旧低调。该局震害防御处处长邱立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该局研制的地震预警系统之所以迟迟未向公众发布，一是因为技术还不够成熟，二是尚没有地震预警的相关立法。“贸然向公众发布，不仅不会带来正面效果，还有可能‘添乱’。”

对于这种解释，周荣军能够理解。“作为一个企业，报错了也就报错了。但作为政府，报错了怎么交待？”此外，周荣军认为，应该由中立的第三方评价地震预警系统的功效，不能由自己或媒体判定“成功”或“不成功”。

李山有认为，要想发挥地震预警系统的减灾功能，需要有一个重要前提：建筑物抗震能力较高在强震时不倒塌、民众受到良好的地震逃生知识培训。假如地震预警技术上完全成熟、相关法律也已健全，但民众素质无法跟上的话，地震预警仍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在这方面，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