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要回家” 纪录片《大堡小劳教》寻访的一段历史

1958年仿效苏联设置的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关押了几千名“小劳教”。女导演谢贻卉最终没能查实大堡小劳教的总人数。从林宪君等当初的成年管理人员回忆中,估算出了五六千人这个数字。死了多少孩子也无法核实。那名提供死亡人数的蔡姓组长,最终拒绝了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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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小劳教”杨泽云(上图前排)被解救后,被安置在中川铁厂工作。 (谢贻卉 供图)

1958年仿效苏联设置的四川省地方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关押了几千名“小劳教”。

1961年,大堡作业区宣告崩溃,解放军上山把濒临死亡的“小劳教”一个个背下山。一名医生怕追究责任,喝碘酒自杀;沙坪农场场长被判十五年徒刑。

“你看不出来吧?我是被判过死刑的人。”

2013年5月16日,靠在曾伯炎成都家中的沙发上,68岁的陈德全指着自己的鼻子笑。他听说曾伯炎在寻找当年的那些“小劳教”,特地从上海赶过来,接受他的采访。在四川生活了33年,这个老人的上海话掺杂着浓浓的川音。

1958年,《四川日报》的青年记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的劳改农场建筑队强制劳动教养。每一天,他要靠肩挑背扛,把一百多公斤木料运到三十多公里外。

没几天,他惊异地看见一群孩子,正是戴红领巾的年龄,却都一样衣衫褴褛,一样面黄肌瘦,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

五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条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带着同伴和摄像机,去寻找当年那些孩子。更确切地说,是去寻找他们的坟墓。2013年5月,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后,在腾讯等门户网站上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劳教》。

 

劳动教养制度源于苏联。苏联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被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电影《教育的诗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教育的诗篇》被拿到大堡各劳教中队播放,“小劳教”们却饿得卧床不起,电影完全没能奏效。 (南方周末资料图)

还记得电影《教育的诗篇》吗?

刚13岁时,陈德全就卷入了两场社会运动。先是上海要在建国十周年搞献礼,打造“十无城市”,其中一项是“无流浪儿”。1958年10月29日,上海市儿童教养院502名儿童集体被迁到甘肃省张掖县,陈德全是其中之一。他受不了当地的艰苦生活,偷跑出来扒火车,想要回上海。车到成都查票时,他被赶下车,旋即被收容劳教。

于是他又赶上了另一场运动:1957年末,四川省公安机关对全省流浪在街头,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处以劳动教养——这是向苏联学习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

苏联将内战产生的大批流浪儿集中起来组成“高尔基工学团”,收容教育;工学团负责人、教育家马卡连柯主持工作八年,把经历、心得写成六十万字的《教育的诗篇》。1955年苏联拍摄了同名电影,1957年这部电影配上了普通话,在中国放映。

时年12岁的重庆人陈桐均跟陈德全成了难友。陈桐均跟老师拌嘴被学校开除,怕家里打,就流浪街头,偷些废铜废铁卖钱买饼吃。收容人员对他宣布:“由重庆市五人小组批准,送劳动教养。”

五人小组由公安、民政、司法、劳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是当时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领导机构和具体审批机构,无须任何法律程序便可决定劳教。这也是从苏联照搬的做法。

12岁的颜嘉森所在学校里,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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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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