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房】我经常淘汰书

“我的个性中缺乏激扬的精神。”周黎明这样评价自己。他对阅读的态度也一如其温和的性格,提倡中庸之道。他说,若是被困在书房里一两年,只要有好书相伴,他也能撑得过去。

“我的个性中缺乏激扬的精神。”周黎明这样评价自己。他对阅读的态度也一如其温和的性格,提倡中庸之道。他说,若是被困在书房里一两年,只要有好书相伴,他也能撑得过去。

周黎明并不是一个“典型”读书人。

所谓“典型”,在普罗大众的眼里,多少应该有着一间汗牛充栋的书房,甚至如编剧史航的房子,每一个角落都书本遍布令人无法插足;或者应该有着某种收藏癖和洁癖,如读书人止庵,喜欢的书必须一套一套地收,而且禁止旁人“染指”;又或者,所谓“典型”,多少应该具备某种“雅致”的特性,着素服、焚清香……

可周黎明不是这样的。他的书房太小,小到偌大一个房子,书柜不过四五个靠在墙上,所谓的“书房”,其实是一对女儿平日休息和玩耍之场所,墙上挂着夫人的油画习作,一张工作台摆在一侧,唯有并未隔断的阳台,左右还堆放着一些心仪的杂志,例如《时代》,例如《纽约客》。

周黎明 双语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曾被《洛杉矶时报》称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在《看电影》、《中国日报》、《名Famous》等报刊上撰写中英文专栏。著有《影君子:周黎明的电影文化笔记》、《西片碟中碟》、《好莱坞启示录》、《四面楚歌》、《莎乐美的七层纱》、《你的,大大的坏》等。 (孙立辉/图)

他并没有藏书癖。“我怕自己藏书太多,所以一有机会就淘汰”,他坐在一个形状如佛手的绿色单人沙发上,说,“比如去高校讲课,我就带上一箱书或碟。谁举手提问,就可以在里边随便挑一本。”他的意思是,藏书的欲望不能过了,更不能把书当摆设,因此,“我是很看不起很多房地产老板买书当摆设的”。

照他的理论,他甚至没有看“很多”书—如果以从头看到尾作为读一本书的标准,他会做这样的类比:“史航看书的量应该跟我看电影的量差不多—我一年看两百部左右。”他曾经请教过香港著名的“二道贩子”读书人梁文道,这么多书,你怎么读得过来?梁文道就跟他分享当中诀窍:例如看清史,你看过一两本好的做基础,以后看到别的讲清史的书,就能分辨出,哪些东西是新的,哪些是旧的。但那需要一个前提—你得有一个好记性。关于这一点,周黎明也并没有太大的自信。

所以他只能选择:收。看自己感兴趣的书,也只收自己感兴趣的书。所以他这样为自己的书柜分类:一类是跟老本行相关的电影类书籍,例如各类年鉴式的电影艺术报告、电影理论、编剧和影评指南,朋友送的影评集以及自己写的书。周黎明作为影评人的身份是如此“昭著”,乃至于无需介绍他在这方面的收藏;还有一类则是音乐和戏剧,包括成套的《古典音乐欣赏入门》。

第三类是偏美学和社会学的人文类书籍,例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神话的力量》、《万物简史》、《趣味生活简史》,作者群里也可以发现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金庸、莫言、李零、陈丹青、朱大可、沈宏非、傅国涌、李银河、茅于轼、洁尘、李娟、也斯、梁文道、董桥、朱天文、房龙……

他特别喜欢与中国社会变迁相关的一类,例如德国人佳杰思(AdrianGeiges)写的《我的愤青岁月》,说的是作者“在毛泽东、切·格瓦拉和其他领袖时代的生活”;还有一本也被他极力推荐,英文版的《生与死》(LifeandDeathinShanghai),作者郑念1915年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0年代留学英国,丈夫是壳牌公司的高管。丈夫去世后,她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文革”爆发,因为供职于外商公司,她被控为英国间谍,最后身陷囹圄长达七年,1980年代后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她这本记录“文革”的小说在1987年甫一面世便轰动英美,以至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在《纽约时报》上写书评推荐此书。

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给你。”周黎明说。

不偏激的影评人

如果以方圆百里来计算的话,周黎明的出生地算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所在—他的故乡,就在乌镇附近。1962年出生,15岁就考上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外语系。他太小,“老三届”们都愿意带着他,“尤其女同学,母性泛滥,他们谈恋爱,我还当信使,把信带给我宿舍的人”,周黎明笑着说。

在外人看来,江浙一带,理应家家都是书香门第,其实不然。“我家境一般,父母亲是知青,他们觉得读书会带来不幸,所以反对我读书,”周说,“他们希望我学一门手艺。”在父母的眼里,即使是泥水匠,也好过去种田;至于舞文弄墨,从事文艺,则非但虚无缥缈,还时刻有着危险。直到今天,父亲仍对其从事文艺不以为然,认为只有做官或从商才是正道。

而周黎明是完全有机会成为商人的。1982年,他从杭州大学毕业;三年后,他从中山大学拿下外语系研究生的硕士学位;再过七年,他毕业的学校变成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哈斯商学院—那是美国十大商学院之一,他主修战略策划和行销,拿到的是MBA学位。

对他而言,读商科完全是机缘巧合。1980年代中期,周黎明某次陪央视的台长到美国出差,参观加州的某影视学校,结果被学校的院长看上,直接允诺奖学金留学。当时央视的台长也对他说,念完之后,回国可以直接进央视。结果世事变幻,到了1980年代末,他发现自己回不去了,但又怕一出来就失业,于是改行去读MBA,觉得学好管理,可以套用在任何领域上。

1997年左右,周黎明回到国内,当时有人介绍他进国企,“进去之后就可以当副总”,因为读的学校实在太有名(出过十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师从的导师也太有名—“我老师是克林顿的经济顾问,所以顶着这个牌子去找一个国企管理层的职位真的很容易”。但是,周黎明想,“每天晚上要吃饭,喝酒,算是工作吗?”他自问自答:“算是啊,但我觉得会很受罪。”

他一度做过中国日报网的执行总编辑,“一天要开五个会”,后来看到人家开会就觉得是受罪。“我是自由散漫的人”,他说。

回国之前周黎明在硅谷上过班,后来进入《中国日报》社,在香港当驻站记者,时间自由支配,结果花了三年时间,鼓捣出厚厚的三本书《西片碟中碟:英语片》、《西片碟中碟:非英语片》和《华语片碟中碟》。这三本书一共收纳了5500多部电影,而且都是周黎明看过的。

他也在网易写影评—那直接奠定了他“国内第一影评人”的江湖地位,2002年又在《看电影》杂志开专栏,“周氏”影评因此广受好评。但他知道,“如果我晚几年写影评,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我是出不来的,现在只有偏激才能吸引眼球”,而周黎明—“我一直不偏激,口味比较中庸”,“我觉得自己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不熟悉周黎明的人会以为他一直就是个写影评的,其实,“我一半以上的工作跟电影没有关系”。百度百科的词条上一直还有他作为某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身份,不过“简历是2000年我进去的时候给提供的,改不掉了”。他还给IBM、联合航空公司、雀巢、康佳、迪士尼等大公司做过管理和行销咨询,给央视当时事评论员,以及给国家大剧院做歌剧评论……而他真正的本行,却是在《中国日报》做专栏作家。

按照他从前“左手写中文右手写英文”的口号,周黎明每年写200篇文章,中英文各占一半,英文的那一百篇,载体便是《中国日报》,署名不是“周黎明”,而是“RaymondZhou”。对他而言,向世界介绍中国,那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工作,因为你必须假设外国人是不了解中国的。

例如写泰山,写历史上有八个皇帝来过,“那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美国是没有皇权的,”周说,“那我怎么讲?”他联想到英文里有一句“Washingtonslepthere”(华盛顿下榻于此),因此就借用这个典故,将之嫁接在泰山。又如介绍《红楼梦》,他将之比喻成英剧《唐顿庄园》;至于《牡丹亭》,则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这个杜丽娘,没有见过柳梦梅,会爱上他?她性压抑嘛—其实是春梦。一旦我用这个角度讲,西方人一看就明白了。”他说。

身处首都媒体圈,他很清楚外媒记者们对他的老东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我可以担保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周黎明说,“比如莫言,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保皇派’?莫言说,我所有的东西都在我的小说里。他还举了歌德和贝多芬的故事。(文章发表之后)《纽约时报》大段转引,他们看了才明白,不能用手抄本的事情来理解莫言,他毕竟不是一个异见分子。”

“我希望做一个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解读者,写西方的事情站在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事情就站在西方的角度,这也要慢慢成为我各个领域写作的共同点。”他曾经说。

 

(孙立辉/图)

(孙立辉/图)

在周黎明的书架上,除了书之外还有很小一部分的电影DVD 收藏,其它都在他的“虚拟书房”—电脑里。 (孙立辉/图)

虚拟书房

这种跨文化的写作立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尊崇的林语堂。“他是我最大的老师,把我从意识形态的框架里拖出来。”周黎明说,“我现在做的实际上就是他做的工作的翻版,能做到一个零头的成绩就已经很骄傲了。”

与林语堂具有类似的地位的,还有胡适、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朱光潜、金庸……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周黎明要么早年求学时就已读过,要么都放在他的“虚拟书房”里。打开他的电脑,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书房”:大约一万五千种图书按照字母A至Z的顺序被归类建档,妥善安置,它们中几乎有一半都是英文版的世界名著。“我喜欢拥有经典。”他说。

此外他也收集有声书,“比如莎翁全集(他读硕士时是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平时装一两本在MP3和手机里,无聊时或旅行中听一听,也是一种享受。”

但值得留意的是,他的收藏中,没有鲁迅。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或许只是本能上的不亲近,就像他说的,“我本人的性格是这样的:走中庸之道。”

他欣赏台湾的李安、林怀民和赖声川,羡慕他们的中国文化功底,但又具有西方的视野,相比之下,“我也喜欢姜文,他有酒神精神,但我的性格跟他差得很远,投资他电影的人(应该)是个‘疯子’,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他曾经在《纽约时报》上看过一个家庭妇女当图书馆员的故事,“她把全套的企鹅书系大概六七千本全部买来放在家里,说已经看了三分之一,牛人!”他艳羡这样的读书速度,因为自己看书实在慢得可以,到美国留学期间,一门课一个星期要读250多页的书,“快把我逼疯了”。由此锻炼出来的快速判断,抓住重点的本领,以后对他看电影大有裨益,“半小时内我肯定知道最后能打多少分”。譬如帮上海电影节审片,每天八点起来,连续看八部电影,他也能迅速地下详细的评语;又如帮崔永元的青年导演短片计划审片,五分钟一部,一天内看一百部,也是手到擒来。

周黎明长相儒雅,说话慢条斯理,评人论事中正平和,圈内口碑有目共睹。他惹过的唯一一次“争议”,也许是他在2010年专访章子怡“诈捐门”事件的时候。

该年3月12日凌晨,他跟章子怡进行了一次长达数小时的对话。经历过“泼墨门”和“诈捐门”等事件,当时“国际章”正处在事业的低谷,接受专访并借由《中国日报》这个平台向全球“自证清白”,显然是一次聪明的选择。

当时章子怡正在铁岭拍摄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中最精彩的那场打戏,宫家二姑娘面对欺师灭祖的叛徒,心头之恨,可想而知。《一代宗师》上映之后,周黎明回忆道,“我估计她在打的时候,满脑子全是她真正的敌人。”

过去的几年里,曾经有人试图说服他转行去从事电影业,周黎明最后还是拒绝了。他说自己“患得患失”,一方面不愿意丢掉正职,另一方面也没有自信能全职做好这份工作。他知道电影不是一个人能控制的,而写影评则自由很多,“虽然处在食物链的最底端,但做到目前这种自由的状态,我已经很满足了”。

[对话周黎明]不带去荒岛,就带进棺材

记者:最近在看什么书?书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内容?

周黎明:《赖声川的创意学》和乔治高的《恍如昨日》,后者是龙门书局出版的“名家散文典藏”中的一本,那套我几乎看全了,里面涉及的中西方文化内容都是我感兴趣的。这些都是前辈的宝贵经验,有些内容我自己生活和工作中也常碰到,可以当作启示。

记者:你的床头书及厕所书是什么?

周黎明:我的床头和厕所一般不放书,只放杂志。杂志跟书相比,话题比较接地气,文笔也偏年轻化。我的年龄大概处于中间地带,所以我会向前辈学习他们的知识(通过书),向后辈借鉴他们的表达(通过杂志)。

记者:出门旅游会带什么书?如果只能选择一本书到荒岛上流浪,你会带什么书?

周黎明:出门喜欢带一本文集,可以随意选择阅读顺序,读多读少也可以由碎片化的空闲时间来决定。如果只能拿一本书到荒岛,我会带莎士比亚全集原文版。我家里就有一本,塑胶封皮都没拆,随时准备带去荒岛的。真的,我舍不得拆,我有几十种莎剧单行本,平时出门会带一两本薄薄的单行本,丢了也不可惜。那本全集不是带去荒岛,就带进棺材。他是我心目中文学的至高境界。

记者:书房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周黎明:我竭力告诫自己,书若不看,等于是装饰。所以我经常淘汰书,把杂志扔掉,把不是最喜欢的书赠送给别人。当我站在书房里,面对那一排书架,会得到一种心理安全感,假想着如果哪天我被困在这房里一年两年,有这些书陪伴,我一定不会崩溃的。

记者:这些年来阅读方向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周黎明:年纪越大,对虚构类图书越来越不感兴趣。如果可以从头来过,我一定会认真安排从15岁开始的全盘阅读计划。我的观影比较系统,而我的阅读其实相当杂乱,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不幸,换个角度,也许也是一种独特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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