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期待新科技部长

希望未来科技部在科研经费管理机制上,能朝着更加公平、公开的方向进行改革,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经费的使用效率。当然,很多问题不是科技部部长一人就能解决,科研体制和国家的政治体制联系密切,想根本解决问题,还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此次万钢受命出任科技部部长表明,一是中央在十七大前做这样的人事安排,传递了民主政治信号。科技部这样的部门,业务性比较强,适合民主党派人士任职,万钢也是“文革”后第一位担任国务院部委正职的民主党派人士;二是传递了科技体制改革的信号。原有的科技管理体制存在很多弊端,现在科研领域的浮躁之风、科研队伍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此相关。下一步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会是更深层次的改革,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逐步向服务、引导方面转变。
  马正午(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科技领域的专业性很强,一般人不懂,我们也期待懂行的人从事科技行政管理工作。除了懂行外,还得具备个人牺牲精神。当了行政部门领导之后,可能做业务的时间会减少,因为管理和研究是完全不同的领域,很难兼顾;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了领导之后,很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展自己研究的专业。
  前一阵我们搞的工程师制度改革,由行业协会对工程师进行资格认证,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是件好事,但进行起来很困难,它实际上转移了政府的职能,这个过程中多少有行政部门的阻碍。在科技领域,行政部门主要应提供一些政策性的规范化的指导,诸如认证这一类还是要交给具备专业能力的行业协会来解决,行政部门不应该成为制度创新的障碍。
  孟辉(原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副局级干部,曾负责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日常工作)
  我们一方面要下大力抓项目、努力进行重大的突破,同时更要兼顾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教育。以往一出科技丑闻,往往会把问题推给科学家,科学家的确负一定责任,但这当中有政策措施不到位、科学道德教育缺失等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监督惩处力度不够,制约机制不健全所致。我们应完善什么样的机构、设置什么样的制度、怎样对科技人员加强教育,使他们在保有从业基本道德底线的同时能追求较高的道德境界,这很值得思考。
  杨孝伦(东风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目前科技界从上到下都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就我熟知的汽车领域而言,很多技术都是从国外买来的,很多人不愿意搞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材料研究,因为出成果慢、吃力不讨好,别人的车都开上路了,我还在这儿研究一个零部件,这有科研评价导向的问题,希望未来有关方面能转变观念。其实真正的科研成果不一定是产品,不一定是整车整机。另一方面创新型工作是充满风险的,有些人不敢冒风险,害怕承担责任。这两个问题都很难解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何士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科研体制最主要的就两件事,一是科研经费怎么分配,二是科研成果怎么评价,这些年这两个方面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变化,但我感觉变得还太慢。
  我国目前的科技投入应该说并不少,但相应的产出却不尽如人意,相当一部分经费都浪费了。怎样最大程度地发挥现有经费作用,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经费分配机制。在国内,我个人认为,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部973项目的评选机制比较公正、公开,但它们掌握的经费毕竟比较有限。希望未来科技部在科研经费管理机制上,能朝着更加公平、公开的方向进行改革,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经费的使用效率。当然,很多问题不是科技部部长一人就能解决,科研体制和国家的政治体制联系密切,想根本解决问题,还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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