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沃2013“中国梦盛典”系列报道】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我没把自己当做知识分子”

俞敏洪表示,现在出国的人群中有钱人占到了95%,美国人也发现,中国人现在很有钱,是不需要给奖学金的。所以,穷人在中国和美国上好大学的机会被同时减少了。谈到中美教育对比,他表示,“当一只鸟在笼子里关太久,你把笼子拿掉,它也不会飞了。”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东方IC/图)

俞敏洪的中国梦:用教育让每一个中国人充满梦想

私立教育的消灭,导致了公立教育的垄断,而任何一样东西垄断就意味着发展停滞。

普通家庭的孩子留学机会少了。教育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留学上也深刻体现出来了,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我本人的价值理念,是想帮助社会底层的人成长起来,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对民办教育合理性的怀疑, 是很落后的事情”

中国教育的问题恰恰是民办教育消灭掉带来的巨大问题。

南方周末:你办新东方最原始的动因是什么?新东方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俞敏洪:1989年以后,北大规定不允许老师随便出去代课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之前我出去上托福、GRE课和北大自己办的同类型短期培训班产生了严重冲突。北大培训班的生源数量和收入都明显减少。那时候,北大办培训班的部分收入,在月底会作为老师的奖金发放,那就意味着全体英语系老师的月奖金也会随之减少。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人民公敌”。

到了1991年夏天,我从北大出来,租了一个民办学校东方大学的办学执照,和他们进行分成。我把总收入的25%给他们,从1991年到1993年就是用这种方式办学。

后来我就去北京海淀区教委申请办学执照。申请执照有两条要求:第一是主管单位同意,当时我的主管单位还是北大,当然不会同意;第二是要有副教授职称。这两条我都不符合,但是我后来和教育局的领导慢慢混熟了,他们说北大的讲师应该也算。再后来,我个人的关系转到了全国人才交流中心,刚好教委一个女办事员上过我的课,她偷偷地帮我盖了个章,我就正式开始办学了。

因为之前我上课的学校叫东方大学,起新名字的时候想留下东方这两个字。碰巧有个在北京高科技公司的朋友办了个新北高公司,受他启发我就叫新东方,没有任何别的含义。

南方周末:你当初做出国考试培训,是完全把它当做商业公司来做的吗?

俞敏洪:国家当时的界定很模糊,你要是把它当做一个生意呢,它就是一个生意,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学校呢,它就是一个学校。但是资产归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有规定,你要是把学校关了,学校剩余资产跟你没关系,教育局可以拿走。我就是把新东方当做一个赚钱的培训学校来做。

一直到2002年国家颁布民办教育促进法时,还在区分教育培训机构是营利机构还是非营利机构,直到现在还没有分清楚。背后的原因是部门利益博弈。最近国务院要求大量减少审批程序,就是因为每个部门审批意味着每个部门都可以管你。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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