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知青：我们要上学
从高考消息披露到进入考场，大部分考生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应付考试，除去文化考试，他们还需要应付严格的身体检查、政治审核和地市初选。
方铁全家福
现在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几乎10个人里有8个是大学生，而大学生里头，又几乎10个有8个根本不戴校徽。那会儿可不是这样。这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曾经的共同身份是知青。所谓“知识青年”，其实是被剥夺了求知权利的青年，或者起码是知识之路被中断了的青年。
父亲口中的大学如此迷人
方家姐弟4人，有3位是知青，远放云南边陲的时候，方铁刚升上高一，小弟方钢上到初三，大姐方慧最为委屈，已经上到高三，离大学门槛一步之遥，“我大姐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上大学肯定不成问题的，当时连志愿都想好了，要学外语。”
外语没有学成，倒被迫学起了傣语，方铁姐弟3人去往的知青点，都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地区，是傣族聚居地，那里人少田多，知青的到来为当地输入了大量青壮劳力。“每个人发一头牛，一架犁，就开始犁田。犁田、扒田、挑秧、插秧……劳动一天的收入是1毛4分钱，可换两盒火柴。”知青闲了经常教寨子里的傣族人学说汉语，也跟老乡学会了不少傣话。方铁和姐姐后来成为研究西南民族史的教授专家，他们的傣语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方铁的父亲方龄贵，著名历史学家。老先生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因有二分之一蒙古血统，逐渐对蒙元历史发生兴趣，师从姚从吾和邵循正，专攻蒙元史。1946年在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获硕士学位后，返昆明母校任教。
因此，方家儿女几乎从小就是在大学的氛围下成长的，他们时常听父亲讲起求学时接触到的许多教授、名家，无限神往：
——邵循正先生在西南联大作学术讲演，《元遗山与耶律楚材》，吸引了很多人来听，时间在晚上，教室里坐满了人。老师中姚从吾、罗常培、毛子水、吴宓都来了。不料开讲不久就电停灯熄。邵先生离开手拟的提纲，摸着黑继续讲下去，旁征博引，有声有色，黑暗之中听者鸦雀无声。讲演快结束时，电灯亮了，全场掌声雷动。
……
父亲口中的大学如此迷人。但是下乡以后，这一切已经遥不可及。“压根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上大学。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我们对理工科不感兴趣，这辈子就不可能上大学了。”
东拼西凑的油印复习资料
但是自学的习惯还保留着，方铁每天看书到12点，找到什么看什么。“文革”中批《水浒》、批孔老二，某种意义上还普及了一些经典读物，《水浒传》、《三字经》、《千字文》作为批判对象发下来给大家看。方铁至今认为，他对历史学最原始最朴素的兴趣，始于《水浒传》。后来专攻西南民族史，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最直观最切身的感受，则来自与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知青生涯。
事实证明，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抓住机会的知青，恰恰是那些求学之梦尚未彻底死灭的人。
“总觉得‘文革’只是一个过程，这个国家总有一天要走向正规、正常。但我们自己是个问号，我们的命运是什么？一辈子就在这里吗？那时的社会充斥着各种口号，但口号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从知青来讲，总觉得不能沉沦，不能堕落。”瑞丽知青方铁、盈江知青魏罗罗、腾冲知青李巨涛，一致认为后来的伤痕文学把知青写得太灰暗：“特别是那个描写云南知青的电视剧《孽债》，我们看了就觉得很不真实。这样的个案不是没有，但是知青中积极上进的大有人在！”
李巨涛是印度归侨子女，在“文革”中串联，每到一个小县城，都要到当地新华书店，把造反派还没有来得及清除的书籍买下，打包寄回省城。这些书，在省城早就绝迹了。图书馆里的书被集中起来，由造反派统一管理，等“文革”到了中后期，到处武斗，造反派管不了那么多，这些“毒草”又慢慢流传出来，李巨涛就是那时集中阅读了《简•爱》等一大批名著，并在恢复高考后决定从文。
跟李巨涛同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日本归侨知青魏罗罗，下乡劳动时年龄极小，刚上初一，且家境优越，根本没做过粗活。“父亲刚回国时是高干， 13级干部，家里可以吃小灶的。到了知青点，我跟我姐姐连饭都不会做。生火要用吹火筒吹，吹出一脸的烟锅巴，饭也煮不熟。”因为有海外关系，魏罗罗姐妹在知青点备受歧视，其他知青甚至不愿意跟她们同桌吃饭，“别说红卫兵，就连红战友我都当不上。”这种环境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劳动中必须比别人更加卖力才会获得认可。魏罗罗年纪虽小，但性格特别要强，不甘落人后，到恢复高考时也是如此。因为只读了初一上半学期，知识结构单薄，而高考中她所面对的竞争者，不但有一直在学校就读的应届毕业生，还有像方铁的姐姐方慧这样下乡前已经读到高三的“老三届”。
方铁的父亲方龄贵老教授出身较好，是农民，在惟“成分论”的“文革”中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惟一遇到的麻烦就是因为兼任图书馆馆长，古书、外文书买得比较多，被扣上一顶宣传“封、资、修”的帽子。
老爷子的藏书成为方铁姐弟几人的财富，学校武斗闹得凶时，他们就躲回家中看书，方老爷子有几千本藏书，虽然慑于“文革”，烧毁了其中比较“招眼”的一部分，但留下来的宝贝还是不少。到了恢复高考时，又全靠父母帮孩子们多方寻觅书籍与资料。“那时根本找不到教科书，也没有铅印的辅导材料，只有一些民间油印材料，都是像我母亲这样在中学教书、有点基础的家长，东抄西抄，自己编写出来的。”
“完全不知道要考什么，怎么考，政治课当时的重点肯定是刚召开的三中全会，语文我想肯定是考一篇作文了，没什么好复习的，拿到卷子一看，还考汉语拼音、纠正错别字。拼音就考砸了。”两个多月时间，半盲目的复习准备，方铁硬是叩开了高校的大门。
请愿：我们要上学！
高考消息传来时，方铁正在楚雄地区一家国防工厂当工人，这家700多人的生产炸药和导火线的“兵工厂”，有200多名工人是知青，大多是厂里的技术骨干。1977年厂领导得知恢复高考时，还特意对本厂知青封锁消息。
“那地方非常闭塞，山沟沟里头，离县城还有20公里，上午要到10点才看得到太阳，下午3点太阳就下山了，人称‘夹皮沟’，高考恢复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情，等知道消息的时候，高考已经过了。我姐姐方慧当时已经调到昆钢(昆明钢铁厂)，她得到消息比较早，1977年就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后来又成为建国后云南培养的第一个女博士。”
云南盈江县弄璋乡下岗相寨知青魏罗罗至今记得那张决定了她后半生命运的试卷——“当时的作文题，好像是《攻书莫畏难》和《青松赞》。”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魏罗罗就读于昆明师范大学历史系，恰好与方铁的姐姐方慧同班。魏罗罗亦是下岗相寨知青点中惟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同一知青点的其他知青在返城后，不少进了工厂，在新一轮的人才组合中，由于学历和知识的限制，绝大多数现在已经如他们下放的寨子名那样——“下岗相”了，这种同途殊归的命运感常让魏罗罗唏嘘不已。
从高考消息披露到进入考场，大部分考生只有两个多月时间应付考试，除去文化考试，他们还需要应付严格的身体检查、政治审核和地市初选。报纸公开刊登的报考条件包括：“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定为革命学习……”
“当时我们白天在工厂上班，电力紧张，晚上总要停电，就买了一大包蜡烛，每天看书复习到两点。”跟方铁同在国防工厂复习迎考的知青约有20名，工厂舍不得这批技术骨干，不让他们参加高考。当时正值邓小平全面整顿工厂，国防工办派了个工作组到厂里整顿。20个青年人一商议，派出几个代表，专门面见国防工办工作组的成员，“有点半请愿的性质了——我们要上学，希望成全我们！工作组的这些同志政策水平比较高，也比较开明，明确表示支持：只要你们考上，工厂肯定放人！”
为了妹妹返城，永远留在乡下
虽然遇到过阻力，但方铁们是幸运的，毕竟能够顺利走进高考考场的知青，只是少数。
跟魏罗罗同在盈江县弄璋乡的知青姚德兴，是现在还留在知青落户地的惟一一位知青，其他一些没能返城的知青，绝大多数也调进了县城，只有他，还守着镇上的小学、中学，在他下乡的地方娶妻生女，教书度日。
一条泥泞的小路走到头，就是姚老师的家，小镇上人人认识他家。“姚老师嘛，昆明的知青馓！你们是他昆明来的亲戚嗦？”穿筒裙的傣家妇人，操一口带地方口音的汉话，笑盈盈指路。1969年来到盈江县弄璋乡的姚德兴，在当地生活了38年，已经快要步入老年，但在当地人眼里，身份依然是外来的“知青”。
他家自筑的小院，格局与陈设跟当地民居并无二致。中堂悬挂的“天地君亲师”挂匾和祖先牌位，透露出一点文化气息。小餐桌上按当地的习俗点着白蜡烛，用来驱苍蝇蚊虫的，就连摆放的菜肴：牛干巴、玉米豆腐、金波菌，也是一律的傣家口味。
姚德兴生父早亡，母亲携他改嫁，在他上面，有继父带过来的一个姐姐，在他之下，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姚家兄弟姐妹从小在一处长大，感情很好。为了能让小妹子回城，23岁的哥哥跟当地签了“卖身契”：留在弄璋，不再返城。
“当时我跟我妹子在一个地方，都是知青，推荐回城，她没能推荐上。妹子才18岁，年纪太小，我要是回去了，留妹子一个人在这里，不放心馓。所以我说让她走，我留下。”1970年12月签的约，1971年，地方上就把姚德兴调入了寨子里的小学校，当地需要知青人才，像姚德兴这样下乡前读到初三的文化人，在小学成了万能的多面手，教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学校开什么课就教什么课，缺什么老师就当什么老师。
到了27岁，回城无望的姚老师经人介绍，跟寨子里一位傣族姑娘结了婚。不明就里的知青同学都说，连城都不要回，肯定是在当地找下了漂亮老婆。 “婚礼当天，全部要来看新娘子到底有多漂亮，一看：哎哟，不怎么样嘛！”姚德兴至今说不来傣话，也说不来标准的昆明话了，他是昆明话夹着盈江腔。
以前傣家姑娘不愿意嫁汉人小伙，知青来了以后，情况慢慢改变。汉族知青有文化，对老婆好，生活也比较文明。周围几家大院中，姚德兴家是惟一一家装有太阳能热水器和卫星电视接收器的。到镇中学任教后，他爱人也被调到中学食堂当炊事员。学校校舍不够住，姚德兴家的厢房一度还免费留宿过30名学生。 “这个房子是分几次盖起来的，刚开始是竹子的草屋，后来改成土基的瓦房，到93年才改成砖房。”
当时兴高采烈回城去的小妹子，许多年后对他说，“哥，我对不起你。”
妹妹、弟弟回城以后，因工作需要，都进大学深造过。回城后没考大学的知青，有不少收入还不如姚德兴，有学历有知识的，现状大多比较优越，“我弟弟的别墅靠近昆明世博园，下面一层，上面一层，还有车库。以前我回昆明一趟，好多地方不通车，坐一段车，下来走一段，要四五天才能到，现在他们都买了私家车了，开车来接我。”昆明，每年回去一次，住不满10天，就要走，怕妹子内疚。每次他都故意说，在昆明呆不惯。
高考？这里太闭塞了！姚德兴得到恢复高考消息时是1980年，那时他已经34岁，而且高考从1979年开始就设定年龄限制了。得到高考消息的同一年，他去省政府咨询，可不可以把一个娃娃的户口调回昆明。省政府工作人员答，北京、上海来的知青可以，你是昆明人，到盈江还是在云南省，不算支边，政策不许可。“以前老做梦，梦见调回昆明喽，户口也转回去喽，醒来人还是在这里。这几年，连这个梦都不做，这颗心已经彻底死掉了。”
当地升学率不高，回昆明的弟弟妹妹，孩子都上了大学，姚德兴的3个女娃娃，学历最高的读到中专，在乡里的中学教书。娃娃的名字都是姚老师起的，老大，叫春燕，春是春城昆明的意思。老二，叫昆妹，老三，叫昆盈。直到老三出生，姚德兴才猛然醒悟，这辈子是回不去了，孩子的名字里有了盈江的位置。
路灯下夜读的“文革”后第一届
撇开姚德兴这样与高考彻底绝缘的案例不谈，570万这个数字仍不足以囊括1977那一年知青们喷薄而出的报考激情。几个月后的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方铁就在这一批考生之中。此时，他的妻子常洪、弟弟方钢均已作为保送的工农兵大学生，先他一步跨进大学校门。姐姐方慧虽然率先参加了第一批的高考，但因为冗长复杂的招生手续，到弟弟准备第二年考试的时候录取名单还未张榜公布。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方慧和方铁先后被昆明师范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历史系录取，77和78两级学生在同一年走进大学课堂，这恐怕是中国高考史上的特例。
方铁的父亲曾经的最大遗憾就是作为大学教授，自己的4个子女却与大学无缘。谁知，1977、1978两年之间，4个孩子竟然齐刷刷地佩上了大学校徽——姐姐和弟弟同级，哥哥和妹妹同级，这让老爷子无限欣慰。
方铁当年是楚雄州文科考生中的第二名。还没放榜，厂领导就因为招生办来调档预先知道了消息。“厂领导找到我：小方啊，你能不能不要走啊？当时我就知道我一定考上了，我说如果考上我一定要走。”
方铁所在的国防工厂，现在是全国最大的导火索厂，但厂子里的技术基础，却是当年那一批知识青年奠定下的。方铁在厂里负责的产品，曾得到过中央军委嘉奖，直到现在，生产相关产品，还使用着方铁当年写的技术文件。多年以后，这一批从厂子里走进大学的知青在各行各业有了作为，工厂里依然“与有荣焉”，报纸上登载了方铁家“一门八教授”的故事，厂领导马上买下几十份报纸，到处散发。
“‘文革’停办大学10年，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人才都出现了严重的知识断层，弥补这个断层，就靠这批后来考上大学的知青，包括小知青，迅速地顶上来。这批人现在承上启下，挑着大梁。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不恢复高考，没有这批人，我们国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如果文化的断代再长个一到两年，后果将更加严重。”
进入云南大学就读的方铁发现，这座曾作为西南联大校园的大学，已经不复是父亲记忆中大师云集的高等学府了。
“当时的大学，刚刚教授完工农兵学员，教学质量非常差，但是我们很尊重老师，老师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看我们自己的。毕竟，上大学的机会太难得了。”方铁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9岁，全班70位同学，只有4个应届毕业生，其余的都是知青，其中50位是已经工作了5年以上的带薪学生，携带家眷、拖儿带女的“老龄大学生”相当普遍。
“知青有个很大的特点，自学能力相当强。当时有个说法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们的理解就是，虽然很少机会，一切服从国家分配，但是主观上必须做好各种知识储备，机会来临的时候就能够稳稳地抓住。”1978年的大一新生李巨涛，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魏罗罗所在的昆明师范大学实行灯火管制，图书馆10点半关门，宿舍12点熄灯，她就买来煤油灯夜读，常常熏得两个鼻孔黑黑的。路灯下面的，打着电筒的，看书背单词的，都是这些如饥似渴的大龄学生。
可怕的两届半
方铁中学学的是俄语，到了大学改成了英语，许多大学生跟他一样，连26个字母都不认得，于是从头开始。老知青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让魏罗罗羡慕不已。“他们的自学方法非常棒，我们都跟他们学，怎么找材料，怎么归纳，怎么做索引、做卡片，怎么讨论……可以说，我们这几届以后的大学生，无论是学习方法、学习态度、对知识的应用能力，根本赶不上我们。”魏罗罗就读的师范大学中，仅以她所在的班级为例，40名学生中许多后来成了大学老师，去地市中学教书的也大多当上了校长，在“文革”以后的人才教育传输和填补文化断层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再说方铁教授，虽然他上的并非师范大学，但他跟他的妻子、姐妹、兄弟一样，选择了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在他170平米的寓所里，藏书多达几万册，颇有乃父之风。
知青大学生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群体，国外曾有专门学术论文研究中国的知青大学生，并把这一代大学生叫做“中国可怕的两届半”，指的是 77、78级，79级算半届，因为79级就开始限制年龄了。专门研究这两届半的知青大学生：他们的走向、他们的贡献、他们的地位。说这两届半“可怕”，是指他们力量巨大，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入学，直接促成了中国高校体系的学科梳理和完整化，成为文化接力棒的重要传递人；从社会影响来说，他们身份特殊，受过多年马列主义教育，通过亲身经历对中国建国以来的道路有过深刻的感受与反思，能适应最正统的思想，也有叛逆精神，渴望除旧布新，所以能够上接毛主席政治路线，下接邓小平改革开放，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能量与活力，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影响显著而深远。
正如方铁教授所说，“我是搞历史的，我深深了解，一桩历史事件的影响、意义与价值，有些当时就能体现出来，还有些则要过上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个时代，才能看得明白。”
方铁，云南大学教授、博导，曾任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瑞丽弄岛乡弄额社知青，1978年考上云南大学历史系。他所在的知青点共10余名知青中，有10位考上了大学。
魏罗罗，云南省归侨联合会办公室主任。云南盈江县弄璋乡下岗相寨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后成为第一届大学生，考入昆明师范大学历史系。她所在的知青点共12名知青，仅她一人考入大学。
李巨涛，云南省归侨联合会副主席。云南腾冲荷花乡献多寨知青，1978年通过自学考试考入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他所在的知青点的20位知青中，约有8位考上了大学。
姚德兴，盈江县弄璋乡姐冒镇中学退休教师，曾任姐冒镇中心小学校长。云南盈江弄璋海朗社知青，他所在的知青点8名知青，无一人考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