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的形与影

慧能与孙中山,分别代表着西土文明、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相激荡所结出的两大伟大成果。这是岭南文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伟大贡献。文化发展到最尖峰处,它就会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就像孔孟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顶上之珠,更是中华文明的顶上之珠一样。

孙中山在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档案照。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慧能与孙中山,分别代表着西土文明、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相激荡所结出的两大伟大成果。这是岭南文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伟大贡献。文化发展到最尖峰处,它就会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就像孔孟之道,是齐鲁文化的顶上之珠,更是中华文明的顶上之珠一样。

近三十年来,我们大概兴过两轮文化热,现在是第二轮。上一轮的文化热,喜欢宏大叙事,好谈中华文化,好作反省性的思维,中国落后、中国之所以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个人崇拜加专制的怪现状,都与我们中华文化的劣根性有关。还好谈什么黄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区别,然后得出一个西优中劣的结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这一轮文化热,刚好与三十年前翻转来,现在好谈区域文化——山东人谈齐鲁文化,湖南人谈湖湘文化。我们广东当然要谈岭南文化,我们如此威,我们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我们出过康有为梁启超,出过孙中山,还有食在广州的美誉。真可谓:近代指向南粤,更加“屈屈忽忽”(以前有讲广州话的人错把郁郁葱葱读作屈屈忽忽)。岭南文化让我们深感骄傲!总之,本土认同已经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潮流。

但对文化这两个字,我们不能不保持一种警惕。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有一个记者采访钱锺书,与他谈起当时的文化热,钱先生很反感,说:戈培尔说,别跟我谈文化,谁要与我谈文化我就掏出手枪来。杨绛在旁听了,从笔筒里拿出一把裁纸刀递给钱先生,这个也行。钱先生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反应呢。因为谈文化最易泛泛而谈,最容易流于概念化。

我把这种概念化现象称为“认影为形”。把一个立体的东西平面化,很复杂的东西简单化。举个例,无锡在清代时有一个民间节日叫报恩节,即提倡报亲恩的节日。每逢这个节日,都有劝人行孝的歌舞表演。有一无赖急着要吃过晚饭去看节目,当他见饭还未煮时,厉声斥责他的母亲:“死老鬼,还不煮饭,误了我去玩报恩节!”按照一些文化学者习惯,研究者不知这个节早已流为一般的庙会,劝孝的歌曲已经有乐无词,流为纯娱乐活动,如果仅仅抓住这个报恩节的噱头,就说:啊!这是一个报恩之乡,孝文化之乡。这种文化学者的方法,就是认影为形的方法。以前批判传统文化,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在谈区域文化,是赞其一点,不及其余。

我们谈岭南文化,就要看多几个点,不单要攻,也不单要赞,避免简单化、平面化,从文化之“影”,进入历史之“形”,进入社会之“形”。这就是我今天谈岭南文化时,希望遵循的方法。

“开放性”:不同群体有差异

岭南地处环太平洋文化圈的一环,长期是中国的唯一对外开放港口,岭南文化具有开放性,这自不待言,这已被文化学者讲烂了。

最早质疑广州人开放的,是什么人?是一些想来广州“沟女”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就听到有外地来的男士抱怨说,广州女孩好保守,不像想象中那样!我说,你是想象错了。一来在熟人社会里,女人多保守;二来你可能是一个令女人保守的人;三,这些女人可能仅是在交友上保守,而其他方面开放呢?大家看,评价女人开放与否已经如此之难,何况评价一个有着曲折历史的区域?

我们真不要以为岭南的市民乃至知识分子,都天然开放。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近代,广州的确是最早最多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地方,但广州人历来守住一条,不让鬼佬入城。以往十三行都在城外,只准外国人在城外做生意,不管你做多大的生意,外国人不得轻易入城内,尤其不得留宿。或许可以这样说,我的城外是开放的,但城内是保守的。在鸦片战争后,英国与广东的省长耆英曾经约定,经过两年理顺民情,准许外人入广州城。但广州人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坚决反对外国人入城,斗争非常激烈,著名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就是典型一例,一时成了一个很大的外交问题,英国人心里不忿,中国官员也头痛。外国人在上海就顺利多了,是上海人比广州人开放?

其实也不是,决定一个地区开放与否,第一因素并不是意识决定的。当时上海这个小县城还没有多少市民呢。为了减少麻烦,当局给外国人在城外划块地给他们自己经营居住,华人与外国人不得混居,这就是后来的租界雏形,上海原住民与外国人井水不犯河水。这一格局歪打正着,后来促使上海这个小县大繁荣,使它很快超越广州这个老港口,又远远超出宁波、福州、厦门这些新港口,这可以说是两个广东人“合作”做成的。一个是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他把南京苏州等江南地区的社会精英——有钱人、有文化的人都吓到上海赶到上海去了。而另一位买办官僚吴健彰,他当时正好任上海道台,相当于上海地委书记。

吴道台到现在的名声也不好,一是出身买办,二是出卖上海的管理权。他原来只是个卖鸡的,广州人叫他“鸡爽”,后来做大生意,做了买办,与洋人打交道,学会了“广东英语”。1842年谈《南京条约》时,他被派到南京做翻译、办外交,后来又通过买官,一来二去,做到了上海道台。他参与作出了两个对上海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一是允许被洪秀全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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