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谁在《逃离》1968

中国电影成了投资方的向往，因为一个“泰 ”就赢得了14亿的票房，《小时代》用套拍的方式，刚出了第一集，拿下4.5亿的票房，不到半年就推出第二集。这时候，你骂也好你夸也罢，谁都不再搭理你，因为票房赢得了一切。我们用金钱作为标准来诠释影片的价值，变得理直气壮，所有的批评在这大嗓门的欢呼中微不足道。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大步进入一个小时代。我的美术、作曲都不愿意再谈论电影，人人都想保住自己的隐私，因为有太多的微妙和细节影响了我们的感觉、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在这样的时刻，你站出来批判“金钱万能”，你指望拍有思想价值的电影，这都变得如此荒谬，你显得落伍，只要随便问你一句，你那么有“追求”，谁愿意给你投资？投资方也会严肃地告诉你:“我就是想拍《小时代》这样的影片。”抬头看着这位从法国学习回来的投资人，你最不能明白的是，法国的知识也不能替代“小时代”的魅力？拍电影现实得不能再现实，手上捏着钱的中国富豪，他们目的明确，一切都为了挣钱。于是大片、无厘头的搞笑，毫无商业标准的商业片，让我害怕走进电影院。

在经历了革命以后的荒漠地，我们再次进入纯粹的金钱世界！票房、票房、票房，它成了影片的最高标准。突然，过去在插队时感受到的那种无望的纠结，重新把我征服，我把自己关在屋里，除了看书就是看碟。似乎只有这样可以逃避到另外一个世界。总算社会进步了，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些影片之外，还能选择其他的碟片，我们还是会发现，好莱坞的价值观不是无耻的，他们的基本人文精神依然保持着，特别是美国那些独立制片的影片，放射着光芒。

但是，美国与我相去太远，我们不是那样的电影工业体制，还是回头看东欧导演的片子，我想知道他们曾经和我们一样，在相同的体制下生活，他们是怎么坚持自己的追求，怎么找到钱拍戏的？他们在对自己、对艺术，对人类文化是如何思考的？于是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在他们的影片里寻找，我最渴望发现的是，当一个人在无望的时刻，是可以用什么样的精神力量，为自己在沙漠里找到绿洲的水源！

一天在大街上，看见捷克导演米洛斯·弗曼（Milos Freeman1932.2.18—）在1972年拍摄的《逃离》（Taking Off），赶紧买回家。可是看完之后，还是对这位拍摄过《消防员舞会》（Horí，mápanenko 1967），《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1975），《莫扎特》（Mozart1984）的大导演颇为失望。只是，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热爱，因为这位社会主义国家出身的导演，竟然拍摄了当时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的色性影片《性书大亨》（The People vs.Larry Flynt 1996）。他让你看见的是，不论在他的商业片还是艺术片里，一直清楚可循地看到他的价值观，特别是《性书大亨》如此这般色情的影片，他依然认真地在探讨着“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