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在外的人儿,回家吧

我从部队里朝夕相处的士兵身上看到,他们读书甚少,也没太多概念,可是却普遍活得比我清宁。他们比我平实,没有我那种自以为博通中西的知识的傲慢;他们比我从容,没有我那种遇事动辄采批判态度的道德优越感。

责任编辑:朱又可

我的浮躁不安与焦虑惶恐,发作得早。大概,十五六岁吧!古人大约这个年纪,生命多少就有个安定;这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深稳强大的文化氛围中,浸润一久,熏陶个十来年,约略,就有根基了。有此根基,他们一生纵有颠踬,都不难稍稍调整、定一定神,就又找到该有的神清气宁。但是,当我成长之时,台湾的文化氛围,虽说比同时候的大陆好,可毕竟已不如以往;尤其,我性情本有偏差,又极早就有文艺青年的倾向,于是,便受戕更深。那时,我才初中一年级,都还没满十二岁,就嗜读报纸的文艺副刊;副刊的每篇文章,我几乎都不放过。我读着读着,似乎开始变得有想法;可读着读着,也开始染上时下文化人的淆乱与混浊。百年来,神州大地的灾难与混乱,原因固然是错综复杂;可真要说根源,仍在于思想的惑乱;更根柢的原因,则是文化人的生命普遍不得清安。文化人常常越是不安,就越要说个不停。于是,他们大声疾呼;于是,他们奋笔疾书。年少的我,只知虚心而认真地读着,又哪里读得出这些文章究竟是毒是药?又哪里能知道读完之后到底是福是祸?苏东坡言道,“人生忧患识字始”;当我读书越多,越像个文艺青年,也越自以为有思想之时,我就不免要浮躁忧思、不得清宁了。

那时,我才十五六岁,到底在不安啥,当然搞不清楚。我只知道,这样的不安,无时稍减,与日俱增。比起其他的同侪,我似乎关心颇广、涉猎也深;我省吃俭用,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去书店买本所谓世界名著的那些翻译书。除此之外,我还喜欢柏杨、李敖、胡适他们那样的反传统论调。在年轻人的圈子,反传统一向都是个时尚。自觉好学深思的我,每回买书回来,总以为是满载精神食粮而归;殊不知,我的惶惑难安,其实也随之而日益严重。到了高三,重重忧思的我,几乎三两天就要发作一次。每回发作,我就变得孤僻非常。每回发作,我就越来越像我心仪的那些西方哲学家与文学家。他们多半忧深难解,他们也多半不近人情。自诩有想法而孤独的我,看着身旁的事物,似乎都变得陌生而索然;我的生活,也突然都既无意义,更没意思。

高中毕业,我就这么带着满身的纠结与一脑袋的困惑,初初到了台北。我在台北这台湾最西化的城市,进了台湾每一所大学都同样美国化的校园,看着城市的雾霾,听着城市的噪音,既觉烦躁,又感陌生。朋友邀我一道去喧闹的西门町,他兴奋不已,我则差一点窒息。焦躁的我,有种脆弱,有种敏感,更有种神经质。我走在人山人海的西门町,一方面觉得氧气不足、呼吸困难;另方面则觉得荒然若失、疏离寂寞。眼前西门町拥挤的时髦男女,一如学校迎新舞会上西洋摇滚乐与闪烁灯光下的人影幢幢,看着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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