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里的萧军与毛泽东

毛泽东与作家萧军的交往,虽然常有真伪难辨的片断文字,散见于书报之中。然而,系统、完整而可靠的权威实证,却始终未能见到。值得庆幸的是,2013年问世的萧军《延安日记》一书,展示了很多细节,由此,人们便可较为清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

萧军与妻子、女儿在延安“ 鲁艺”东山宿舍(1945)。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毛泽东与萧军个人的单独交谈,或与萧及其他文化人一道谈话的情况,在萧军《延安日记》中,多达21次。这些交谈,既再现了萧军在延安期间的思想及命运变化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动而细致地披露了毛泽东在政治、文化与生活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想法、观点与作风。

毛泽东与作家萧军的交往,虽然常有真伪难辨的片断文字,散见于书报之中。然而,系统、完整而可靠的权威实证,却始终未能见到。值得庆幸的是,2013年问世的萧军《延安日记》一书,展示了很多细节,由此,人们便可较为清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

虽然《延安日记》只是个人的视角,而并非官方档案的解密。但是,当事人一方的即时记录,其可信度,应该说还是很大的。

致信毛泽东要求见面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与丁玲等人在1938年3月从山西去西安的途中,而当时,毛泽东与萧军之间,显然还没有个人的接触。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并在此工作生活了五年多,直至抗战胜利。这期间,萧军与毛泽东有了多次交往。

不过,萧军第一次与毛泽东的交往,却并非是他初到延安之际,而是在此一年多之后。

当时,萧军已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经过亲身的体会与观察,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产生了很多愤慨与不满。例如,严格的等级制,导致了革命者之间生活水平的极大差异: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总吃小米粥、窝窝头,营养不足且吃不饱;一个法院院长在医院能住单间;机关总务人员常有西安搞来的香烟与食品享受,等等。而特别令萧军不满的是,文艺界党的干部,常常干预作家的写作,粗暴地对待作家,制造一些令文化人不快的冤屈,使很多作家,特别是党外作家感到无法在延安进行创作。

为此,萧军曾向中央主管宣传的洛甫(张闻天)、管组织的陈云,数次反映过自己的意见,洛甫等人也出面解决过一些问题,但效果不大。因而,忍不住了的萧军,决定直接向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反映这些观察与意见。他相信共产党是要革命的,党的领袖是不会容忍这些现象的。

于是,1941年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毛泽东与他谈一次话,他要向毛反映自己的看法,并寄希望于毛泽东能解决这些问题。萧军过去从未同毛泽东有过个人接触,他也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听取他的意见,毕竟他萧军只是一个作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而,为人性格既豪爽又倔强的萧军暗自决定,如果毛泽东不理睬他的意见,他就打算在10月19日延安举行了鲁迅纪念日活动后,即离开陕甘宁边区,到大后方的重庆去,寻求适合的创作环境。

“最后通牒”

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之后,过了一天,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派人给萧军送来一信,告知萧:给毛泽东的信,毛已收悉。胡乔木并要萧军将他的意见,用信的方式,写给毛泽东。

对此,萧军没有照办。

他希望看到毛泽东本人的回复,以便据而决定自己的去向。

在等待毛泽东回复的几天中,萧军很为烦躁。对毛泽东没能回复的原因,他也作了种种的猜测,例如:是因毛泽东需要时间调查;或是毛泽东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见他。甚至,他也怀疑:是否毛泽东在“端架子”、“拿身份”?

7月15日,萧军再给毛泽东发出一封短信,信中直接说明,他萧军“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要求,如毛认为“不可能”,他就“不再干求了”。同时,他说了他准备离开延安去大后方的计划。

萧军的这封信,有点儿“最后通牒”的味道,虽然文字上还是很恭敬,但其人洋溢豪气、率性直爽的作风,的确凸现无余、跃然纸上。

固然,当过兵、打过日本人,并作为公认的鲁迅弟子、鲁迅葬礼总指挥,还以《八月的乡村》而声名鹊起于文坛的萧军,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可算是个“大腕”级人物。但是不论今日,还是当时,依常人的观念,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居然向政治领袖发出“通牒”般信息,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历史的事实却是:一天后,毛泽东居然特派胡乔木来面告萧军,他患了膀痛之疾,故未及时复信,并说,过几天后即约萧军接谈。

两天后,即7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通知,请萧军去毛泽东住处,践约与他谈话。

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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