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记》里的萧军与毛泽东

毛泽东与萧军个人的单独交谈，或与萧及其他文化人一道谈话的情况，在萧军《延安日记》中，多达21次。这些交谈，既再现了萧军在延安期间的思想及命运变化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动而细致地披露了毛泽东在政治、文化与生活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的想法、观点与作风。

毛泽东与作家萧军的交往，虽然常有真伪难辨的片断文字，散见于书报之中。然而，系统、完整而可靠的权威实证，却始终未能见到。值得庆幸的是，2013年问世的萧军《延安日记》一书，展示了很多细节，由此，人们便可较为清楚地了解到这段历史。

虽然《延安日记》只是个人的视角，而并非官方档案的解密。但是，当事人一方的即时记录，其可信度，应该说还是很大的。

致信毛泽东要求见面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与丁玲等人在1938年3月从山西去西安的途中，而当时，毛泽东与萧军之间，显然还没有个人的接触。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进入延安，并在此工作生活了五年多，直至抗战胜利。这期间，萧军与毛泽东有了多次交往。

不过，萧军第一次与毛泽东的交往，却并非是他初到延安之际，而是在此一年多之后。

当时，萧军已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经过亲身的体会与观察，他对延安的一些现象，产生了很多愤慨与不满。例如，严格的等级制，导致了革命者之间生活水平的极大差异：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总吃小米粥、窝窝头，营养不足且吃不饱；一个法院院长在医院能住单间；机关总务人员常有西安搞来的香烟与食品享受，等等。而特别令萧军不满的是，文艺界党的干部，常常干预作家的写作，粗暴地对待作家，制造一些令文化人不快的冤屈，使很多作家，特别是党外作家感到无法在延安进行创作。

为此，萧军曾向中央主管宣传的洛甫（张闻天）、管组织的陈云，数次反映过自己的意见，洛甫等人也出面解决过一些问题，但效果不大。因而，忍不住了的萧军，决定直接向共产党的主要领袖毛泽东反映这些观察与意见。他相信共产党是要革命的，党的领袖是不会容忍这些现象的。

于是，1941年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毛泽东与他谈一次话，他要向毛反映自己的看法，并寄希望于毛泽东能解决这些问题。萧军过去从未同毛泽东有过个人接触，他也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听取他的意见，毕竟他萧军只是一个作家，还不是共产党员。因而，为人性格既豪爽又倔强的萧军暗自决定，如果毛泽东不理睬他的意见，他就打算在10月19日延安举行了鲁迅纪念日活动后，即离开陕甘宁边区，到大后方的重庆去，寻求适合的创作环境。

“最后通牒”

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之后，过了一天，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派人给萧军送来一信，告知萧：给毛泽东的信，毛已收悉。胡乔木并要萧军将他的意见，用信的方式，写给毛泽东。

对此，萧军没有照办。

他希望看到毛泽东本人的回复，以便据而决定自己的去向。

在等待毛泽东回复的几天中，萧军很为烦躁。对毛泽东没能回复的原因，他也作了种种的猜测，例如：是因毛泽东需要时间调查；或是毛泽东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见他。甚至，他也怀疑：是否毛泽东在“端架子”、“拿身份”？

7月15日，萧军再给毛泽东发出一封短信，信中直接说明，他萧军“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要求，如毛认为“不可能”，他就“不再干求了”。同时，他说了他准备离开延安去大后方的计划。

萧军的这封信，有点儿“最后通牒”的味道，虽然文字上还是很恭敬，但其人洋溢豪气、率性直爽的作风，的确凸现无余、跃然纸上。

固然，当过兵、打过日本人，并作为公认的鲁迅弟子、鲁迅葬礼总指挥，还以《八月的乡村》而声名鹊起于文坛的萧军，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可算是个“大腕”级人物。但是不论今日，还是当时，依常人的观念，毕竟是一个文化人，居然向政治领袖发出“通牒”般信息，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历史的事实却是：一天后，毛泽东居然特派胡乔木来面告萧军，他患了膀痛之疾，故未及时复信，并说，过几天后即约萧军接谈。

两天后，即7月18日下午，胡乔木来通知，请萧军去毛泽东住处，践约与他谈话。

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