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上映后期有各种争议，我觉得这很正常，电影是与大众建立分享、交流的媒介，当它在银幕上与观众、与社会发生化学反应，自然会有不一样的声音。 我们仅是创作者，都希望能让一切变得更好，但有时候一些地方觉得你在给我找麻烦。这也是很多地域一直发展不均衡、发展不起来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如何去接纳更多人的意见。

由于自己姓名里的生僻字无法在业务系统中显示或正常处理，办理银行卡、驾照，报税、报销，甚至购买海外商品等这类其他人能轻松完成的事情，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道道关卡。 技术上的遗留问题意味着，76%的汉字都有可能是日常生活中无法输入或显示的生僻字。

“实际上他工作的价值、作品的价值都远远超出了纪录片的范围，纪录片只不过是一个方便之门。” “不管有钱还是没有钱，这个拍摄他一直在持续当中，不会说这段我开始工作了，那段该休息了，没有的。我觉得他整个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他的纪录片里面。”

这一段生命历程完全可以用时间与金钱量化。按平均工资和工作时长算下来，每四分钟派出一个快件才不至于亏本。用餐时间太奢侈，他经常不吃午饭；小便成本1元，早上他几乎不喝水。休息、思考、波折都会直接影响他的生计。 他非常认真地强调，自己是“写作者”而非“作家”。他像在捍卫一种位置，不愿再为利益进一步牺牲纯真之处。 他们表现的内容，他感受过；他曾经面对的困惑，作家们也面对过。他们没提供答案，但他知道自己不再孤独。

在万玛才旦的引领下，“藏地新浪潮”为中国影迷津津乐道。……如今，他在地平线上猝然陨落。

“之前的影视剧里呈现的东北的样子，是我们想要规避掉的。” “命运其实非常悬疑，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刻会给你发什么牌。”

她形容自己是一位“不安分的人类学家”，常常想要挑战既有研究范式，在碑林、族谱、祠堂和村民的诉说中，寻找历史与当下重叠的暗影，揭开掩藏在日常背后权力的呢喃低音。 “人家常常问我，你做了几十年南中国的研究，为什么你现在跑到中东和非洲去了。我说没问题的，对我来讲中国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一个过程，哪些过程最有意思、最有需要研究的地方，我就去哪儿。” “人类学最要紧的就是培养同理心，了解和尊重他人……别让界限定义你，应由你自己定义你的界限。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人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话，你的学术就有了普遍的感染力，这也是我从文学中悟得的道理。”

据多方信源确认，著名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于 2023年5月8日凌晨去世，享年53岁。万玛才旦1969年12月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先后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北京电影学院。2005年，他凭借长片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受到影坛关注，并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此后，他陆续创作了《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电影佳作，将真实动人的藏区经验呈现给世界，亦揽获了多个国际奖项。 万玛才旦是“作者电影”的践行者，也是优秀的小说创作者。在电影世界，他坚持用藏语讲藏人的故事，“以后的人从他的电影里能看到，21世纪的藏人是怎样的”。 本文首发于2020年11月，现将旧文重发，以示纪念。

“当我们在大学授课，会谈到什么是一个民族，有时候我们会说是共同的语言，有时候会说是共同的宗教，还有时候会说是共同的历史，但或许也有一种分类的方式，那就是共同的痛苦。正是因为我们共享这一悲剧，尽管赫拉曼马拉什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有一千多公里，但我感到自己属于他们，我觉得我有责任为这群受灾的人们做些事情。” （本文首发于2023年5月4日《南方周末》）

“这是一种连接历史的方式，殖民主义以这种方式又回到了欧洲，并继续下去，我只是做了这种过去与现实的连接，我们谈论的不是过去，而是仍然在继续着的东西，它仍然需要被理解。” “我自己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我一般都很乐观，但同时我也认为一个人应该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哪里是荒谬的，哪里是自欺欺人的。” 他的人物往往背井离乡，被疏远，不受欢迎，令人感觉他们的心中有着对世界的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