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量时代,城市声誉是天大的事 | 快评
各地政府过往的“经营城市”,发力点更多地放在大建基础设施、建地铁、规划新城,推高地价与房价,大搞土地财政上。而在地产退潮、经济进入存量博弈时代的今天,这种战略已经面临困难,各地政府的“经营城市”,开始把精力放在提升政府服务与公共治理能力上,因为这些“软件”的优化带来的口碑效应、带来的正效益要更为充分。 -
首位博士说丨庄孔韶:我提倡“不浪费的人类学”
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者都要介入社会治理。官员系统的社会治理和学者的研究发现应该找到连接的通道,这理应是一个学习和知识的系统。我们以前做过公共卫生的项目,找到了新的解决问题的原理和路径,但行政和学术的思路有时并不一致,需要不断协调,人类学叫调适。 -
业委会成员向开发商索要好处费:监督业委会还需业主亲力亲为
广大业主作为小区的主人,也须意识到,自治权不仅仅是一项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和能力的体现。业主应花更多时间和精力,积极参与社区治理,通过业委会选举、参与业主大会、制定管理规约等途径,加强对业委会的监督和管理。同时,对于业委会公布的小区重大事项如公共收益等,还可聘请专业审计机构审计,以更强的公共意识和法治观念,切实维护自身权益,提升小区品质。 -
从“当官不为”到“招商不力”:行政“蜗牛奖”,颁给“差等生”
“蜗牛奖”的评价范围也从最初的治理干部不作为,延伸到作风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招商引资等多个领域。 一些常见的电视问政节目、“末位淘汰制”等,都属于负向激励措施。2016年初,贵州省贵定县就曾针对县直部门设立“踢皮球奖”“水面浮漂奖”和“工作不及格奖”。 “目前没有任何机制可以保证类似的考评机制不会人走茶凉和人亡政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补充,“因此,不一定要追求政策延续性,而是要看考评是否可以兑现,让公务员得到激励或被问责。” -
杨维东:高校基金会发展需要超越简单的筹资概念
作为高校基金会的资深研究者,华北电力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维东认为:高校基金会本质上是高校的基金会,高校就是其附属基金会的管理机构。但是高校基金会发展好坏,与其是不是高校内设行政部门,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
应急管理部部长首次亮相“部长通道”,点名阿拉善露天煤矿坍塌事故
这是“部长通道”第一次出现应急管理部部长的身影。作为应急管理部第三任部长,王祥喜在约18分钟的时间里,一共回答了三个问题,内容涉及机构改革、公共安全治理和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等。 作为2018年4月才组建的部委,应急管理部是上一轮机构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彼时,伴随着应急管理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的成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部门也不再保留。 -
调研“天价彩礼”十五年,学者靳小怡的观察与解法
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彩礼减去嫁妆费用的“净彩礼支出”在1984-1999年间增长了30.32%,而在1999-2013年增长了471.57%,后者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3.26%,远远超出同期GDP增速。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说,要治理天价彩礼,说到根上还是要提高女性的地位,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 -
“一人犯罪影响子女考公”是真问题吗?从事实出发的讨论才有意义丨快评
理论上,“一人犯罪影响子女考公”是不成立的,“一人犯罪影响子女进公检法”在家庭成员有重大恶性犯罪时才是成立的。更进一步,法治或公共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实践应该向法条靠拢,而不是相反。所以,如果发现“实践上”与“理论上”有差距,那就应该推动前者向后者收敛。这是一个真问题。 -
官员劝青年弃“央国政”:说教不如身教,谁来讲道理也重要丨快评
官员的说教,而不是身教,显然无法鼓励年轻人从事生产性努力。要想鼓励年轻人追求“美好挑战”,需要完善一套足以使得生产性努力获得最大化收益的经济制度。而在现实中,增强劳资双方的自由选择权与契约制定权,放宽过度管制、不当管制,提高公共治理水平,改进营商环境质量,都可以构成对生产性努力的有效激励。 -
国企行政晒百万年薪:如此肥缺是否因人设事攸关公共利益丨快评
“给这样的单位一座金山也吃完了”“怪不得人都爱去国企,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样的评论,公众的质疑之声折射出的国企内部治理问题,这本身也是一个具备现实意义的议题:如何治理国企内部的隐性腐败?如何建立合理的薪资结构?国企本身属于“全民所有制”,其内部治理攸关公共利益,有责任也有义务回应公众的质疑。应该由上一级机构或国有出资人对这一单位的招聘程序、薪酬结构与公司治理进行调查,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