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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业发展只有进行时":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相关机构里的工作人员超过1000人,可是在那里工作的中国人只有几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人权学绝对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国际上研究人权的专家学者中,除了法学背景的,有的是研究历史学的、政治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等等。实际上严格地讲,人权和政治哲学的关系更大,它是关于人和国家关系的理论。 -
江晓原丨我的2023年读书报告
温伯格的玩票科学史可能真的是科学家需要的科学史,但他显然忘记了,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却不是历史学家或科学史家需要的科学史。 -
王笛:茶馆里的历史学家
“我们今天在鹤鸣茶社,有的人看到脏乱差,有的人看到人和人在聊天社交,有的人看到茶倌在忙着掺茶,有的是看到谋生的人,有的看到掏耳朵的人……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本来这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卡尔·波普尔说,我们写不出整体的历史,包括鹤鸣茶社,我们都写不出整体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只是通过个体的眼睛,或者个体的研究者来理解的历史。任何历史都只是部分的历史。每个人写的都是碎片,不可能是全面的历史”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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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对国史的温情与敬意丨那年今日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1895年7月30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他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民国“史学四大家”。 1930年,35岁的钱穆以《刘向歆父子年谱》震惊学术界,后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执教。1950年,他在香港创立新亚学院。1963年,该校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钱穆为其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并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香港成为世界汉学的中心之一,钱穆功不可没。 -
一个历史学家遭遇心灵枯竭之后
“为什么今天的历史学家只做研究、写论文,自己不写历史呢?”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
葛兆光:全球史是彼此联系的历史
对当下的关照,自始至终贯穿于葛兆光的历史思索。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葛兆光坦言,近些年来,他对现实的关切更为迫切。他形容自己“曾在背后的大门里头,看到过长长的历史和我们走过的路”,这条路由过去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历史教训凝聚而成;“也明白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门口,当然应该向大门外面继续走下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
最懂三国的为何是一家日本游戏公司?文化、学术与商业的互馈互动
在三国故事的改写上,日本游戏公司也常常借鉴学术界的一些最新成果,将之应用到游戏设计中。来自学术界的历史学的科普,与来自商业公司的对学术成果的商业转化,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文化从业者的彼此进步。 -
历史学者墨磊宁:中文打字机,“最重要却被误解最深的发明”
种种尴尬充斥着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这其中既有天才的思想火花,也有挫败的实验和短命的投资。 “技术不断地在改变语言。语言和技术在今天这个时代相互形塑,其深度可与洞穴时代的绘画与泥板之间的关系相比拟。” (本文首发于2023年4月6日《南方周末》) -
历史学家罗新:我永远相信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丨我信
“我们为什么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类,同时又那么强烈地且无法剥夺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最近三年罗新想得最多的问题。 (本文首发于2022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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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柯文:历史学家的真相往往无法与一个故事相抗衡
《历史三调》除了让柯文提出事件、经验和神话这三种历史意识之外,还启发了他晚年最重要的研究——“故事”。“历史学家的真相往往无法与过去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的力量相抗衡,而这个故事虽然自称是对真实情况的描述,但实际上已经被扭曲。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批判性的历史要比大众记忆更受欢迎。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普遍承认的要困难和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