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一个小诗人 一个中学生家庭的教育之困

中学教育就像一个由分数、小升初、培训班、奥数、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吞噬着少女诗人朱夏妮一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朱夏妮写下诗句 “天上有老师吗/有我就不去了”。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感想是:“天上有学生吗/有我就不去了”。

朱夏妮的诗集《初二七班》。 (周玉清/图)

中学教育就像一个由分数、小升初、培训班、奥数、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吞噬着少女诗人朱夏妮一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

朱夏妮写下诗句 “天上有老师吗/有我就不去了”。一名广州中学校长翻阅后,感想是:“天上有学生吗/有我就不去了”。

现在,未满14岁的朱夏妮还在读初三,却已经开始写小说。在一部叫《初三七班》的作品里,她以一则虚构的新闻开头:《我市初三女学生杀死其班主任》。

这个暗喻不全是一个叛逆期少女的狂想。在她位于广州满是教辅和试卷的房间墙上,恣意的涂鸦取代了励志语录——“去死,都去死。”

妈妈胡杨被吓到了。她是天主教徒,当过教育杂志的编辑许多年,对于如何培育孩子,她自认有坚实的价值观:让生命自然生长。还在新疆的时候,她常对夏妮说:“哪怕你将来上不了学,只要身体健康,能开心地活着就行啦。”

童年的朱夏妮近乎半野生地长大。平时,她每天保证9个小时睡眠,做不完作业就撒手不做了。假期,她在大山上数云朵,夜了栖息湖边,那里有一只小黑羊,胡子毛茸茸的有点扎。10岁的时候,自然迸发诗意之美,她写下第一行诗句。

7年前,朱夏妮离开了云朵和黑羊,随父母来到内地。随着她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这个家庭很快就跌入了一个黑洞。这是一个由分数、小升初、培训班、奥数、竞赛等交织而成的庞大的机器,吞噬着三口之家简单的梦想和平静的生活。

母亲胡杨感觉到,她的“自然生长论”已节节失守。

见面礼

在广州繁华的五羊新城,朱夏妮一家是典型的工薪家庭。一直以前,爸爸主张“中庸”和“无为”,任孩子自由发展,不补课,不加码。妈妈胡杨辞职在家,专心陪读,她没少模仿孩子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帮孩子写作业。

朱夏妮在自由的空气里成长,小麦色皮肤散发着阳光的气息,她爱扎马尾,穿宽松舒适的棉质衣物。她愿意待在家里巨大的书柜前,写着稚嫩又天马行空的诗句。

朱夏妮文理科发展不平衡。朱夏妮有自己的想法:“初一先混上一年,初二想想,初三再努力吧。”但母亲胡杨在招生开放日去了学校一趟,就发现不能再这么“放养”了。“那人,黑压压的。”

那一刻起,胡杨的焦虑和更年期一起到达。她被冲进大潮里。最终,她凭着女儿排球特长外加两万块“自愿赞助”,把女儿送进广州市越秀区一所列居第二梯队的中学。

诗人朱夏妮就这样去报到了。她一进校门就发现气氛不对了,一块液晶大屏幕高高竖着,终日红字滚动放送着本校中考高考的捷报。一幅满墙的海报,密密麻麻的学生大头照,三成的优秀学生干部,七成的尖子生。

等级——这是朱夏妮在初中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成绩好的牛娃们荟萃在一班二班,“他们是另外一个楼,离小卖部很近,离厕所很近,做操也很方便,木地板,有防盗门。”她被分到第七班,普通班。

由于爱美剧和英文歌,朱夏妮自愿竞选为英语课代表。每天的工作就是追着同学要作业。一次还差点追到了男厕所。老师批评她收不来作业,同学们则骂她是“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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