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

“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目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巴金在1986年青创会的祝辞。

巴金在1986年青创会的祝辞:“青年作家们,前面有灯光,路上有泥水,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目光,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你们丢开顾虑,不用胆怯,大胆地想,勤奋地写,把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全写出来……”

 

 

当年的青年作家

王蒙

 

浩然

 

邓友梅

 

刘绍棠

 

    11月13日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317名代表分乘11辆豪华大巴,前面警车开道,侧面警车护驾,驶向京西宾馆。
    开幕式设在京西宾馆3楼第1会议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大厅中放置着6层木制脚架,以备摄影留念之用,来自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作家等待着。
    8∶30,在作协主席铁凝和党组书记金炳华等人的陪同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现在大厅里。他们和站在前排的青年作家一一握手,落座并合影留念。
    会议厅里庄重严肃,而会议厅外热闹喧哗——问候、寒暄、调侃……年轻作家们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人群中寻找他们的文学偶像。

 

1986:谈谈情,说说爱

 扎西达娃 王红/图

 

    来自藏地高原的作家扎西达娃一身黑衣,长发披肩,容貌削瘦。在马原自编自导的作家电影《死亡诗意》中,扎西达娃出演过男主角;在本届青创会上,扎西达娃则始终是配角。他和舒婷、张抗抗、刘恒、阿来、李存葆、蒋子龙都是助阵壮威者——特邀代表或会议组织者。
    对生于1987年的女作家霍艳和生于1984年的女作家颜歌来说,会议是个新鲜体验。“有个‘80后’小作家跟我说,她父亲和我一起参加过青创会,她看过我们的合影,没想到时隔多年,她也作为代表参加青创会,还看到了我,而我的容貌和表情还没有变,感觉就像进入梦幻时空一样。”扎西达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扎西达娃参加过三次青创会,第一次是在1986年,那一次他见到了莫言、韩少功、郑万隆、北岛。其时正值“先锋文学”的崛起。
    扎西达娃出道较早,在那一代作家里是年龄较小的。1979年,21岁的扎西达娃发表处女作《沉默》,1985年调到西藏文联做专业作家。参加青创会时他已经写出了最为重要的作品《西藏,隐秘的岁月》和《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的代表资格是被选出来的。因名额限制,同在西藏的先锋作家马原未获参会资格。1986年,作家马建在《人民文学》合刊上发表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被公开批评,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刘心武被撤销职务。很多领导把马原和马建搞混了,醉心于结构和文本实验的马原无辜承受了“舌苔”压力,很快,“写小说的汉人”马原离开西藏返回沈阳。
    参加1986年青创会的还有韩少功、张炜、张承志,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等人,女作家则有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诗人有北岛、顾城、杨炼、舒婷、徐敬亚、王小妮等,那是“朦胧诗群”和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时期。“舒婷喜欢恶作剧,她冒充作家的崇拜者给作家们打电话约会,不少人被她骗到雪地里受冻,雷抒雁是第一个被骗出去的。”当时赶去青创会组稿的《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笑谈当年青创会的逸事。“那批作家表现得有点胆大妄为,极端膨胀,谁都看不起,素质、教养都有问题。青创会搞联欢,歌手张暴默上场,大家就嘘,把她哄下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她唱得不好,或者是他们想跳舞。那些作家年龄也不大,有的二十刚出头,有的也就三十几岁,开会期间总是喝酒、谈情说爱。”
    扎西达娃是经常逃会的,他觉得京丰宾馆离北京城好远。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罗德的华裔夫人包柏漪也是作家,跟中国年轻作家比较熟。那天扎西达娃去使馆玩,晚餐过后,包柏漪用罗德大使的车把扎西达娃送回宾馆。宾馆门前聚集了很多学生,他们要来见北岛,被阻拦在门前。走下车来的扎西达娃感觉气氛紧张,回到宾馆,他就被人盘问:为什么坐美国使馆的车回来?
    扎西达娃的记忆中,那届青创会热烈中有些紧张。
    “现在的小孩生活环境比较安全,比较舒适,所以人生动机相对比较干净,他的文学表达可能比较单纯。但他们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没有危机感和苦难感,文字气质也相对单一。当然文学不一定由苦难产生,现在最风靡最畅销的文学并不是苦难和忧患的书写,相反,更多的是梦幻表达,悬疑小说或玄幻小说,你能说它不是文学吗?”
    “文学在它所在的时代寻找它可能的位置,作家也一样。”扎西达娃说。

 

1991:“文学夜总会”


余华 王红/图


    参加“青创会”等于是在全国性“检阅”中亮相。能被检阅一下,人们还是很在意的。
    1956年,第一次青创会,目的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周恩来在怀仁堂为大会作报告,医生递条子劝他不要讲下去了,但劝不住。3月18日晚上在北京饭店举办的舞会,周恩来也亲自莅临。会后走出来一代人——刘绍棠、王蒙、邵燕祥、邓友梅、从维熙、林斤澜等等。与会者常把这次经历视为一种荣誉,多年后还在一些文字里郑重提到。
    第二次青创会是1965年召开的。周扬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做又会劳动又会写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
    此后21年青创会未再召开,直到1986年青创会“复活”,接下来是1991年,2001年,接下来就是本次。
    对余华来说,本次青创会上年轻作家的面孔和文字都是陌生的,这并不妨碍他规规矩矩把会开完。“年轻时开会晃一晃就走,年纪大了就要选择,要么不来,要么开完。否则下次连做特邀代表的资格都没有了。”
    余华第一次参加青创会是在1991年5月,地点是二十一世纪饭店。1991年青创会留给他的印象是“文学夜总会”:“苏童和叶兆言住的房间,从天亮到深夜都是人来人往,基本属于我们那拨作家的夜总会,我也经常到他们房间‘报到’。有时主人不在,一房子都是客人。”
    那次青创会,莫言已经写出《红高粱》,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正在修改。
    余华和莫言是鲁院同班同寝室的同学,他也会去莫言的房间串门,发现他房间人很多,大多是其军艺的老同学。
    “那时不大去女作家房间串门。方方和池莉一个房间,我去看方方,那时池莉和我不熟悉,看到我来就准备出门。我看茶桌上放着一包饼干,以为是方方的,拿起来就吃,结果是池莉的。多年后池莉告诉我,她对我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进来拿起她的饼干就吃。”
    余华对1991年青创会的印象是感觉宽松了一些,因为前两年有点儿紧张,余华和苏童都有小说被文学刊物发表前撤下来。“我们基本是被选刊类拒绝的。我听说《中篇小说选刊》的主编在好几次会上都说过,坚决不用余华、苏童的小说,他们写的不是小说。《小说月报》也拒绝我们,《小说选刊》可能觉得我们太有影响,才不情愿地选一两篇。”
    “因为运动来了,觉得刚要冒出来又被人踩下去了。”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先锋作家的小说又能发表了。那时候余华还在浙江省嘉兴文化馆工作,每天除了去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其他时间都用来看书和写作。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在青创会期间修改的,正值夏天,特别热,体力下降厉害,为了锻炼身体,余华买了两个哑铃和一个拉力器。青创会结束,余华没有直接回嘉兴,他把《在细雨中呼喊》的初稿从北京带到上海,《收获》正等着余华。

 

2007:“美女俱乐部”


田耳 袁继彦/图


    铁道大厦1002房间是魏微和金仁顺的居所,也是本次青创会的“美女俱乐部”。
    住在1121的朱文颖和住在1301的戴来是俱乐部成员,弥漫的香烟和挥发的酒精是美女俱乐部的基本气息。青创会的美女作家们基本没有正经开会,她们利用短暂相聚的时间放纵般地享受友情的快乐。夜夜狂饮,不醉不归。
    魏微、金仁顺、朱文颖和戴来在“70后美女作家”潮流中浮出水面。宗仁发是《作家》杂志主编,吉林作家的领队,也是“70后美女作家群”著名的幕后推手,他和“60代”的批评家李敬泽、“70后”的批评家谢友顺是美女俱乐部最受欢迎的男嘉宾。
    1998年《作家》制作“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专号时,美女作家还没热起来,魏微、戴来、朱文颖、金仁顺、卫慧、棉棉这些后来炙手可热的美女作家们当时正在艰难中苦斗。魏微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广州四处漂流,棉棉在毒品和酒精中放飞……“她们的写作冲击力强,对当下生活的经验、感受、情绪,用文学的方式做出判断。”宗仁发说。“‘60后’经过很长的练习阶段,赶上先锋文学浪潮兴起之机,他们的出场方式强悍激烈持久。‘70后’则带有先天不足,她们可能在某一方面显得很尖锐和突出,但整体上写作准备还是有所欠缺,坚持下来就意味着有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宗仁发评述由《作家》推出的这些美女作家。
    当文学杂志和传媒视线纷纷投向“80后”,“70后”一代开始风止浪息。卫慧移民他乡,棉棉结婚又离婚,写作停顿,继续写作的魏微、朱文颖、金仁顺和戴来则波澜不惊。
    回首文学潮动,宗仁发说:“每个时段都会有这种现象,就像先锋文学时期的徐星、刘索拉现在也很少被人提及。‘70后’作家的状态很正常。文学说到底还是个体的事业。”
    与美女作家比,在本次青创会,生于1976年的自由撰稿人田耳和生于1980年的自由撰稿人郑小琼人气正热。土家族的田耳在他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张灯结彩》发表之后受到文学界关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辞这样评价这部小说:“各色底层人物的艰辛生活在老警察的尽职尽责中一一展现,理想的持守在心灵的寂寞中散发着人性的温情”。郑小琼的散文《铁》、《印刷厂》及组诗《产品叙事:从一到十》,以其沉痛和敏锐揭示出被遮蔽了的生活真相。郑小琼对青创会的感言是:“工业化的时代,个体的空间越来越被世俗的力量挤压”,“一个写作者应该返回他真实的内心,在返回中不断榨出他内心最隐秘最真实的部分”。
    然而,成为东莞市人民代表的打工诗人郑小琼怎样保持她的独立意志、纯粹精神,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悬疑。
    生于1972年的中山大学教授、参加过两次青创会的文学批评家谢友顺描述他对本次青创会的观感:
    “这一次跟上一次非常相似,但这一届代表的面目更加模糊了。先锋派作家在文学成长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文学幻觉,或者说文学梦。现在这一代作家很少文学幻觉,他们直接面对读者和市场,面对好看不好看,喜欢不喜欢,买还是不买。这也可能导致他们的写作局限于一己之经验,缺乏把自己放在更大的艺术背景、文学背景中参照的自觉。”“我参加的这两次,更多的是一个场面,一个会朋友的机会,大家不太会为了某一个文学问题或者思想问题进行贴近内心的争论。可见,商业的力量也好,消费的力量也好,或者说某种世俗生活的力量也好,它们对文学或者对作家的渗透和侵蚀是全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