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最终归宿，才不会随便写遗嘱

死亡离十八九岁的学生相当遥远，“痛苦”“捐献器官”甚至“活着为了什么”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图为一家医院里，一名护士走进生死边缘的重症监护室。 （新华社记者 张龙/图）

“体验过身体不适的痛苦吗？”

“你考虑过死后捐献器官吗？”

“人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什么？”

“如何看待遗弃老人的行为？”

胡宜安把思考题投影在大屏幕上，字体加粗，学生们则大多正低着头，关注手机上的游戏《王者荣耀》或淘宝。死亡离十八九岁的学生相当遥远，“痛苦”“捐献器官”甚至“活着为了什么”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

胡宜安是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他开设的选修课“生死学”意外成了“网红课”。每学期原定150人上课，选课人数常常超标，需要附加一轮抽签。

在中国传统中，死亡有诸多代称，如去世、逝世、驾鹤西游、驾崩等。“死亡”两个字似乎很难直接说出口，仿佛说了就会遇到这种厄运”。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注意到，中国文化长久以来存在对死亡的避讳。

王云岭开设“死亡文化与死亡教育”课13年了；胡宜安的“生死学”更久，讲授了十九年。中国的死亡教育，已经探索了30多年。

死亡教育发端于美国。1955年，诗人T.S·艾略特提出死亡教育与性教育同样有必要。1970年代，美国开设死亡教育相关课程的学校达到了165所。1974年，美国中学程度以上的死亡教育课有1100门以上。为中国大众熟知的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公开课，在互联网上点击量过亿。

依照台湾学者钮则诚分析，美国死亡教育的兴起与其文化价值取向有关。美国人崇尚年轻、成就、健康、个人主义，但疾病无法因生命科学发展而消除，他们对死亡的焦虑不断增加，死亡教育由此产生。

中国死亡教育的探索亦自台湾起步。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将死亡教育发展为生死教育，提出“生与死构成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1992年，杨国枢和余德慧等人在台湾大学开设选修课“生死的探索”，因担心学生忌讳死亡，只安排了30人的小教室。没想到第一堂课教室就挤满了，不得不换到300人的大教室上课。1994年，台北市两位成绩优异的高中女生自杀，推动了台湾社会对生死教育的重视，目前高中生有相关的课业要求。

中国大陆生死学研究开始，与首例安乐死案件有关。

1986年，陕西汉中人王明成帮助身患绝症的母亲夏素文实施“安乐死”，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先后关押1年零3个月。1992年，王明成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