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复工复产风险，对相关方担责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这场由“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危机正在向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演进，对企业的生产运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生产连续性方面，风险是巨大的；在合同履约方面，风险是复杂的；在劳动用工方面，风险是多重的。企业必须直面复工复产风险，对不同利益相关方负责。

正当中国本土抗击COVID-19疫情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之时，2019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爆发，欧洲、美国、伊朗等地区尤为危急。海外确诊病例迅猛增加，截至3月23日，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2万，加上中国累积确诊的8万，全球累积病例突破30万。意大利、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迫不得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这是一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危机，这场由“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危机正在向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演进。COVID-19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当它蔓延到不同防控能力的地区时，不仅对当地产生破坏作用，也会由于一些地方的抗疫能力薄弱进而发生失控、导致病毒向其它地区扩散，成为输入型威胁。目前，这一跨地域、跨社会制度、跨文化形态、跨价值取向的挑战，正呈现出复杂度激增、可控度下降、危害性扩大、影响期延长的险恶趋势。

伴随着COVID-19对人类健康的侵蚀，经济发生了下滑，美国股市出现了“特朗普熔断”，社会出现了动荡。与此同时，疫情的蔓延存在着第三波在非洲、南美洲肆虐的潜在风险，如果这一情形发生，这将导致更大规模的人道、社会、经济危机。

当地时间3月19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2019冠状病毒让世界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它同时也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和人道危机，其规模和复杂性是国家层面的措施所无法应对的，世界必须果断采取协调一致的创新行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经济会衰退，并可能达到创纪录的规模。

从在中国运营的企业角度而言，企业无力干预上述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健康安全方面的规模风险，企业能做到的是对其保持高度的戒备、对其掌握深层的认知、对其进行敏锐的判断，适时地选择自我防护措施，保留生存与发展的一线生机。这里所说的深层认知和判断，对企业领导层来说，就是要把企业的生产恢复和经营管理，放在全球动荡中的格局里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分析和应变；要特别认识到，疫情带给经济、市场和企业的冲击，已经超越对中国境内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跌宕，这对全球化组织生产、运营、全球化供应链相互依存的企业而言，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企业尤其要关注供应链、交付、人员方面与全球相关联的风险和安全。

在生产连续性方面，风险是巨大的

从各大商会、咨询机构所做的针对疫情的调研来看，各行各业对于整体经济形式、恢复生产和运营，皆持有相当的忧虑，也反映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有些企业现金流断裂，没有能力组织生产；有些企业复产后，原材料紧缺；有些企业产品运不出去，物流成为重要障碍。对于那些原材料、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的企业，日子更艰难。

目前，企业一方面要继续防控疫情，一方面要加快恢复生产，企业的压力巨大。近期出现的全球性疫情爆发，更令企业感到雪上加霜，不确定性加剧了，生产要素的组织艰巨性增大了，连续性运营的风险扩展了。

复工和恢复生产之后，必备的疫情防控措施必须严格遵守当地政府的要求，做到齐全、到位、一丝不苟，把保证在岗员工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也要确保关于安全生产、检验检疫、物价管理、废弃物排放、劳动用工、税收和薪酬福利等监管要求的各方面事项做到合法合规。

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有序梳理恢复性生产与经营的各个环节，以及这些环节的相互关联影响。本着共度时艰的心态与供应商和客户、合作伙伴进行积极的沟通。面对危机，企业应当持有内外协同的考量，这样做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合作方，进而有利于产业链。面对供应链计划被打乱的局面，企业应当盘点全价值链安全库存，主动协助上游供应商完善防疫、合规等措施，协助上下游同步复工，协助物流合作伙伴恢复配送能力。

复工开始之后，国务院、工信部、商务部、各地政府相继颁布了多项扶植企业恢复运营的政策，税收减免和推迟缴纳，减轻企业社保负担；金融机构也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融资便利和优惠措施，如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出台了《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实施方案》，加大信贷资源配置、扩大并下放信贷业务权限、放宽突破借贷制度权限、简化业务流程、实行利率优惠。企业要积极组织力量，认真分析这些政策、吃透这些政策、对接好这些政策，为企业恢复运营创造最好条件。

在合同履约方面，风险是复杂的

由于疫情的破坏作用，很多企业自身的正常生产秩序和生存能力遭受影响的同时，还面临着合同无法履约的严峻挑战。就此，中国贸促会在今年二月份部分地区开始复工之前曾召集贸易和企业界，举行线上会议，就大家普遍关心的合同履约受阻问题，给出了指导性意见。

从此次会议中了解到，“不可抗力”指不可避免、不可预期、无法克服的客观事件（参见《民法总则》、《合同法》、《联合国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相关法律文件）。企业应当首先了解不可抗力的性质判定、因果关联和引发的后果。不可抗力不会是“当然免责”和“自动免责”。如果在客观上由于疫情本身、政府管控（延期复工、隔离措施）导致无法履行合同，可以从不可抗力角度来考虑合同的安排，进而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步骤。但是，企业必须同时承担三个“义务”：一是尽快通知对方；二是避免损失扩大；三是提供详实证据。比如企业调整了运输路线以减轻损失。只有企业在尽义务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向“免责”的方向推进工作。

不可抗力的协商解决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延迟履行合同；二是部分履行合同；三是无法履行合同进而解除（如外贸展会）。解决关于不可抗力的问题，一般遵循“约定与规定”的原则。即在合同中已经对不可抗力有约定的条款时，按约定执行；在合同中没有对不可抗力有约定的条款时，按相关规定解决。解决的过程仍是一个合同方充分协商的过程（而非自动免责），需要最终经过双方协商进行安排，企业也要做好仲裁和司法程序的准备工作，以应对不测。因此企业应当尽早排查合同风险点，尽快通知合同方并保持积极和相互理解的沟通（通常情况下，由积极沟通而带来的结果往往优于诉讼而产生的结果）；梳理和准备文件。

在全球疫情爆发之前，对于在中国经营的企业而言，更多的考量是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采用不可抗力来降低风险，减少损失。随着疫情爆炸式地在世界各地蔓延，接下来，本地企业将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以外其它地区对不可抗力的诉求，因此，合同履约的挑战，由单向性转化为双向性，复杂程度增加。同样依据上述的原则，企业需要在双向上做准备。

在劳动用工方面，风险是多重的

复工之后，企业内部员工活动所涉及区域，包括工作岗位、工作环境、就餐区域等都必须采取严格的监测和防控措施，不能松懈。以我所在的企业为例，管理层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和员工安全，专门建立了疫情和复工领导小组，设立了闭环式监管流程，专人负责，全员执行，把对员工安全负责落实到细小的地方。比如，监督员工每四小时更换一次口罩；餐桌上摆放一张正反面分别标注了“用餐”和“完毕”的卡片，员工在轮流就餐后自己翻牌，消毒杀菌人员根据标识及时清理等。

除了“硬核”措施的落实到位，软管理也非常有必要。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之后，会出现不同的心理情绪波动。有些员工因为憋闷太久了，复工之后出现了松懈情绪，开始小型聚会，甚至酒后发生事故的情况；有些员工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正常生活的干扰，出现了内心焦虑的情绪；有些员工因为业务流转受阻并看不到未来经济复苏的前景，出现了迷茫和悲观的情绪。很多年职场的实践经验告诉我，当员工心态出现不稳定情绪时，一定会伴随安全、环保、纠纷等多种事件的发生。因此，管理层、法务、人力资源等部门应当建立起针对员工情绪的“心理干预”机制，正向引导员工，帮助员工专注于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当中来，确保他们能够“安全上班、安全工作、安全回家”。我曾给员工们在疫情和复工期间做过多次这方面的培训、心理辅导，我发现，员工们这方面的需求非常大。这也是体现企业关爱员工、对员工负责、增强员工凝聚力的必要方法。

把视角从国内移向海外，很多公司颁布了疫情期间临时差旅政策，禁止或严控商务旅行。目前，香港、台北、新加坡等多条入境通道陆续关闭，对于紧急原因不得不来华的员工，企业要及时掌握国际旅行管制信息，告知和提示员工对各个运营地相关的航线有充分的了解，避免在此方面出现纰漏。

员工价值观管理也不可忽视。前拜耳公司员工从澳大利亚返京后，拒不服从当地疫情监管法规，执意擅自不戴口罩外出跑步，面对警方劝阻还大喊“救命！有人骚扰”的丑行，受到全社会的鞭笞后被公司辞退；前渤健公司员工，在美期间已被检测呈COVID-19阳性，竟带全家回国，企图以瞒天过海的方式欺骗疫情防空人员，触犯疫情期间法规，被隔离后，遭到公司解雇。这两个案例提醒企业，应当对员工进行正确的引导教育，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不仅以劳动合同方式聘用员工，也应当以企业价值观，企业恪守的职业操守，教育员工，使他们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为社会带来积极的作用，从而避免与社会发生冲突的风险。

疫情尚未消退，疫情也正在酝酿着更大的危机。这是对领导力的严峻考验。企业领导层一定要具备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思维能力，把企业的命运放在全球视野中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