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的幽灵, 仍然以许多扭曲的方式困扰着亚洲人”

“19世纪末,风行全世界的政治理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西方开始把它的刀剑、宗教,即理念引向全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万能的理念,不仅亚洲人相信,全世界都相信。一战证明了科学万能的失败,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见得对。”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28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邢人俨

1917年,待运欧洲战场的威海卫华工。 (视觉中国/图)

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20世纪的第一场大灾难,是其后所有灾难的根源”。

长期以来,人们将一战视为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学者徐国琦从1990年代开始研究一战与中国的关系,据他统计,中国大约派遣了14万华工前往欧洲战场,被西方人称作“苦力”。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外交大臣却指责中国对一战毫无贡献,“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

这段历史在国内尚不广为人知,在西方世界早被遗忘。在论著《亚洲与一战》里,徐国琦把视野拓展到整个亚洲,印度、越南、日本和中国都为一战派出了士兵或劳工,但在这些国家,“一战似乎已基本被遗忘”。

一战百年之际,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后推出关于一战的专著和丛书,邀请徐国琦书写亚洲的这段历史。

“历史研究的国际化将来是一个潮流。一战结束百年正好是个契机,让学术界反思一战的遗产,填补当年他们所忽视的视野,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徐国琦认为。

一战中的亚洲故事充满了讽刺和戏剧性,许多国家由此经历了命运的转折。印度为了民族独立的梦想答应参战,以为忠诚会换取英国给予自治的机会。越南作为殖民地,派出了约10万士兵与劳工为法国作战,但与欧洲的接触反而大大损害了法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声望。日本趁欧洲各国忙于战争之时,提出“二十一条”,抢夺在中国山东半岛的利益。中国为了确保在战后和谈中拥有一席之地,不得不宣布参战。朝鲜没有直接卷入一战,但其民主主义者希望一战后新的国际秩序会帮助他们脱离日本的统治。

亚洲国家不约而同地把一战当作自己争取国际地位的好机会,但都在巴黎和会上希望落空。“这场战争却迫使他们思考自己究竟是谁、他们在世界的位置是什么。一战帮助他们重新思考许多人曾天真拥抱的西方文明的价值。”徐国琦写道。

许多被人忽略的历史细节由此浮出水面,同时揭示出亚洲国家之间潜藏的历史关联。它们曾经互相影响着:中国的变革激励了周边国家;朝鲜爆发反对日本殖民的“三一运动”,使其他殖民地共同为之一振,也启发和推动了中国的“五四运动”。

“所有国家都受到那种侵蚀性的、结构变幻不定的、分裂的跨国力量的冲击。”一战史权威学者、耶鲁大学教授杰·温特评价,“……在本书以感人的笔触所描述的独立梦想实现之前,整个亚洲,事实上甚至整个世界都在这个铁的时代经受苦难。”

“一战早已结束,但它的幽灵仍然以许多扭曲的方式困扰着亚洲人。”徐国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亚洲与一战是不可分割的”

南方周末:这一百年来,西方人和亚洲人对一战的历史认知有哪些分歧?

徐国琦:长期以来,一战史研究充满西方中心论。过去认为所谓的亚洲,日本也好、中国也好、印度也好,都是一战研究中的他者。以一战华工为例,西方人认为华工是花钱雇来的,不会以你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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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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