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昌耀往事片断
那一年是1979年，我在中文系读大二。4月份的一个下午，我去《青海湖》编辑部找人，没想到要找的人不在，而应该找的人就在眼前，但当时却没认出来，这个人就是昌耀。
此时，刚从农场归来的他，正和我也熟悉的一位文艺界人士，交流一些故人的信息。自我一进门，他便条件反射般地，从斜倚着的藤椅中站起，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似乎是问我找谁，有什么事。待那位熟人给我们相互做了介绍，他又请我就座后，自己才坐了下来……那一天，谦卑瘦削的他披着一件褪了色的工装蓝羊皮大衣，让人联想到一种来自州县牧区的气息。
但我没有想到，从此开始，我的写作生涯竟会与他联系在一起，并断断续续持续到今天，包括我为他撰写《昌耀评传》，以及由我编选、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昌耀诗文选》。
一
我的影集中，有几张与昌耀的合影，其中两幅人物相同，拍摄于1983年前后的西宁人民公园。照片上共四人：中间是昌耀和他三四岁的小儿子，左侧是我，右侧是我在工厂时亦师亦友的文学启蒙者、北京的“老三届”青工老南。但为什么会是老南？
当时随着昌耀一系列作品的发表，我像发现了新大陆般地逢人便说我的发现，但对我的说法，人们大都反应淡漠。于是我便带着昌耀的作品，去找老南决断。他看了后先是沉默不语，继而神色激动地表示要见昌耀，随后就是彼此一见如故。从此，我便与昌耀经常骑着自行车，前往老南坐落在远郊一片田园色中的工厂；老南则不时来到市内，与我一起去找昌耀。那几幅照片，就是这个时候拍的。拍照的相机为普通的海鸥120双镜头，是我结婚时配置的时尚装备。当天它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奉献：由老南掌镜，为昌耀拍了一幅生活照。随后，这幅照片与北京肖复兴写昌耀的一篇专访一起，刊发在上海《文汇月刊》上。这也是昌耀的形象首次在刊物上亮相。为此，他还专门要求编辑，署上了摄影者老南的大名。
昌耀干事情不干便罢，若干就一定要干到专业档次。几年后的1988年吧，他为自己配置了一部珠江S—201单反相机，并不时出入于青海省摄影家协会的采风团队，进而使自己的大作入选摄影展。也是这部相机，曾在诸多的外省诗歌活动中，为与会的青春一族热情效力，只是从来没有给过我回报。
与老南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件往事。这期间，昌耀问我能否找老南帮忙，为美协的木刻家左良打制一套刻刀。当年经常听人说昌耀脾气古怪，在文联不好与人相处，但在我的感觉中，他只是与个别官员和个别人相处得不太痛快，而与文联的大部分人，尤其与文联中美协和摄影家协会的人，关系非常融洽。而我们那个工厂，有的是好钢和精良加工工艺。老南闻讯后大包大揽，一次性地托人打制了数套刻刀，满足了昌耀对于画家的友情。
而昌耀与书画家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临终之际。2000年春节的大年初一，病床上的他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一份大礼——由朱乃正抄写昌耀的14首诗作，共计2222字，长达23幅宣纸的书法长卷。这是当年同在青海患难的朱乃正，在闻知昌耀病危的心潮起伏中，一次“豪举暴施”式的创作与馈赠。昌耀在病床上一一看过这些作品后，强忍着泪水别过脸去。而在朱乃正与昌耀之间联络并操办这件事情的，便是此时的青海省美协主席左良。
二
也是1983年的一天，我母亲告诉我，下午她去我在单位的家，有个人在门口等我。然后有些疑惑地问，我怎么听他说是“做鞋”的？我听罢，当晚即骑车去昌耀家里询问，他说是想找我一起上街，帮他挑一台电视机。继而告诉我，他的三个孩子每天晚上都趴在邻居家窗外看电视，邻居请孩子们去家里看，但他怕干扰邻居就不许去，结果孩子们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想想孩子们那么可怜，干脆就下决心买一台。于是，我们就去买了，是一台14吋的英雄牌黑白电视机，450元左右，大约是他三个月的工资。
他的日子清苦，我是知道的，但也从未见他在待人接物上有过寒碜或局促。他一直以日常开销上的精打细算，保持着一个诗人和家庭的自尊。
昌耀原本是一个烟瘾很大的烟民，据其夫人杨尕三讲，当年在农场时，她就经常通过地方供销社的私人关系，为昌耀购买不易买到的芒果牌香烟。此后每次去他们家，我俩都会在他的书房抽烟抽得乌烟瘴气。有一次杨尕三忍不住推门进来，一边用手扇着鼻子一边说道：你们在里面感觉不到，我在外屋闻着就像着火了。然后走到墙边开大了窗子。
但1985年的一个傍晚，再去他们家时，他将书桌上的一盒香烟推过来请我抽，自己却没有动。接着告诉我，文联下午传达文件，从明天起全国香烟涨价，涨幅50%。继而表示：我从现在起开始戒烟。我问行吗，他则平静地说，这无非就是一个不良嗜好，有什么戒不了的。而我闻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转身下楼，先给自己囤积一批。但他告诉我：晚了，今夜全城无烟可买。从此，他就这么把烟给戒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不时抽出一根香烟在戒与不戒之间盘算时，就禁不住地想起这段往事，觉得他实在就是当今所说的那种狠人！
此事后来还成了一则新闻。一位中年诗人在《诗刊》上，撰写了一篇呼吁改善诗人生存状况的文章，其中就专门以昌耀戒烟为例。
在关于昌耀家庭生活的往事记忆中，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他的离家出走。
1992年7月的一天，他到家里来找我，说想把一只皮箱寄存在我这里。接着告诉我，他已向法院提出了与妻子的离婚申请，担心皮箱放在家里，会成为发泄对象。我问：皮箱里的东西重要吗？他便打开皮箱，并拿出几件东西专门向我展示：他的残废军人证书；有关当年右派问题的申辩、平反材料；1950年代他与伯父王其梅等人通信的家书……所占空间最大的，是他已发表作品的剪贴件，整齐蓬松的厚厚一摞。
杨尕三与昌耀，是早在农场时就共度艰难时光的患难夫妻。但两人的关系走到这个地步，却并不是一位成名的诗人厌弃糟糠之妻的故事。……安顿好自己的皮箱后，昌耀离家出走了。但偌大的省会西宁，并没有可供他寄身的独立空间。若干天之后，当年的志愿军38军战士王昌耀，又带着类似急行军时简单的铺盖卷和炊具，挤进了省作协的一间公用办公室。白天，由于早已转换成专业作家身份，因而既无办公桌也无公事可办的他，与别人一起“办公”；晚上，则拉开铺盖卷睡在办公室的一张长条木椅上。
一天晚饭后，两位朋友前来我们家聊天，其中一位此后留学日本的女诗人问我，听说昌耀老师搬到办公室去住了，真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于是我们就一起去看昌耀。去了之后感觉他状态不错，一边笑吟吟地请我们就座，一边找杯子张罗开水，但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水杯。我见状连忙表示：你什么都不要忙活，我们就是来看看你。就那么聊了一阵，他感觉有些过意不去，就指着长椅菜板上的一个西红柿提议，要不你们谁把它给吃了？啊，那是一个传说般奇幻的瞬间，黑洞洞的文联大楼中，一个孤零零的心脏般红润的西红柿，三个影子般的人物围绕着一位诗人。
数个月后的同年11月，经法院裁决，昌耀和杨尕三的婚姻关系正式解除。但接下来，即便这间办公室，他也无法再住下去。因为文联与下属各协会，要搬迁到一幢新建的政府综合办公大楼里。而这幢新楼，则不允许任何人在其中过夜。就在这一狼狈关头，摄影家协会的朋友们伸出援手，接纳了省作协的昌耀，住进省摄协独立在市区一座旧楼上的办公室。
从此的每个夜晚，无家可归的他不但独自拥有一座大楼，更像受天意派遣，领有广阔黑夜中独自视察大街的权利。进而以“大街看守”的身份，置身于滚滚红尘的芸芸众生之中。他此后书写的盲人、乞丐、流浪汉和底层各色人等一系列重要诗作，就是由此开始的。也就是在这间办公室，他一直栖身到去世前夕。
三
一个在人群中随时会被淹没的人，一回到诗歌世界却恍若神魂附体，道行无穷，并领有传奇般的人望。
那还是1981年初，与当时全国性的诗歌热潮相应，西宁地区也活跃着一大批分布在厂矿、机关和媒体的中青年诗人。由于平时见面的机会少又特别渴望交流，就由我向几位朋友提议，组织了一个每月一次的诗歌沙龙。因为只是一群普通作者的交流，就没有邀请任何的文联专业人员，但昌耀却来了，并带来了他的那首《慈航》，征求修改意见。于是，就有人认真地提，昌耀就认真地推敲琢磨。而我的反应除了震惊，则提不出任何意见。但这似乎也让他愉快，遂有些得意地对我指着其中的一段：你再看看这个。这是一段描述大山中的荒凉岁月，连深林中的老虎也克制不了难耐的孤独，以致飞身擦过刺藤逃离，而寄生于虎背的群蝇，则在擦过这刺藤的瞬间，“从虎背拖出一道噼啪的火花”，且唯恐被遗弃般的，“急忙又——/追寻它们的宿主……”这个意象实在太酷烈，太不可思议。但他告诉我，这并不是夸张的想象，而是诗人梁南当年在东北森林“改造”时亲眼所见，并转述给他的。但当时名声更大的梁南，并未能在诗作中消化得了这个奇观，却在昌耀笔下，转换为这一王炸般的意象。
然而，正应了诗歌有自己命运的那一说法，越是奇迹性的作品越是难以辨认。这部史诗式的《慈航》在发表环节历尽曲折，直到四年后的1985年辗转到《西藏文学》时，才被编辑如获至宝地推出，并同时配发了我的一篇评论。这也是有关这部长诗的第一篇评论。
大约从1986年开始，昌耀的诗歌为他迎来了一批知音——相继涌上诗坛的第三代新锐诗人们。此时，正值“文化寻根”热的勃兴，前往西部的青年诗人日渐增多，而这其中的许多人，除了前往敦煌、西藏作文化“朝圣”外，就是到青海拜访昌耀。
年龄、阅历、地理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他们能看懂昌耀吗？事实是，在现代哲学文化思潮中走得越深，艺术视野越是开阔，对昌耀的感受力也就越是丰富。其实早在1983年前后，江浙一带的青年诗人就开始与昌耀通信，其中的一位，曾借用李白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表达对于昌耀的景仰。而心颜大开的他则不失酬唱雅趣地在回信中表示：中国诗坛的希望不在什么韩荆州，而在于未来的李白们。
到了1986年，四川一位先锋诗人，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到昌耀：“在（中国的）现代艺术一派荒凉之中，昌耀默默开辟了一条从世俗生活通往上乘诗境的曲折小路，他成了诗界的一个事实，即人们害怕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热爱的当代诗人少得可怜，而昌耀却是我最推崇的好汉。几个月前，甘肃玉门的××来参加三峡诗会，我一听说是昌耀的朋友，顿时对之热乎起来。”此后，他又专门前来青海，约上我一起去见昌耀。
也是这一年7月的一天，我因事到家里找昌耀而不遇，却在门口遇到了两位陌生人：时在上海某高校任教的青年诗人宋琳与他的同事。宋琳此次的西部之行，一是拜访昌耀，并就自己此前寄给昌耀的诗作倾听看法，其二，则是拍摄一个电教资料片。在前一站的甘肃山丹军马场，他们拍下了铺天盖地的马群，然后来到西宁，把镜头对准“一人无语独坐”的昌耀。
宋琳走后不久，又来了两位诗人——浙江的伊甸和沈健。也许是就近的接触和想象的反差太大，他们回去后所写的昌耀印象记中，便有了这样一段文字：“乍见昌耀有些失望：中等个儿，略略有些苍白的脸盘……一套灰不溜秋的廉价西装，一副地道的机关科员或中学化学教师模样。昌耀？这就是王昌耀？百读不厌的《慈航》的作者？”文章的最后这样写道：“再见，昌耀！再见，老师！在生活的最底层作着最韧性之嗥叫的水手！”
……
是的，这就是和光同尘的昌耀。在生活的最底层作着最韧性之嗥叫的诗人。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重返哈拉库图时，他笔下的那匹白马。那是雨后的一盏下弦月当空升起，大地正处于万籁俱寂时分，却在远山“急急踏步”的一匹白马。然而，却只见这匹白马——
永远地踏着一个同心圆，
永远地向空鸣嘶。
永远地向空鸣嘶。
这是一匹怀有万里驰骋之志，却被同心圆核心的那根橛子，牢牢控制的白马，因而在缰绳给出的半径长度与壮心不已之间，“永远地向空鸣嘶”！而无论怎么看，它都像在宿命性的人世困境中，以诗歌发出灵魂绝唱的昌耀自己。宿命性的同心圆，不休的灵魂绝唱。
（来源：南方都市报）
网络编辑：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