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语文骨干教师的反思

“语文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人文素养的提升难以数字化,这一潜移默化的过程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外显”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21期)

2020年6月,江苏常州五年级小学生缪可馨留下的作文本,引起许多人对语文教学的反思。年近40的林祥在A市一所知名小学做了十几年语文教师,他看过那张有教师批语的“《三打白骨精》读后感”的照片。“语文不是技术,是生命的折射,需要教师对学生整个生命的关心。我相信她(缪可馨)是一个挺有想法的孩子,我们应该具备理解这样一个鲜活生命的能力。”2020年6月,他挥别公立学校,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从安稳中跃出,成为许多人难以理解的“逆行者”。体制内幸运儿和佼佼者换赛道的故事并不鲜见,我们更希望呈现一位语文骨干教师对多年来身在其中的主流教学体系的体认和反思。以下是林祥的口述。

主流教育的幸运儿

7月,我在B小学带的最后一届学生正式毕业。受疫情影响,那天没有往年那样盛大的毕业典礼。早上,在学校安排的一个统一时段,师生们各自在线上观看了提前录制的节目。很多同学发来他们和毕业证的合影。这是难忘的一学期,不仅因为疫情让这学期完全在线上度过,也在于我在B小学的执教生涯在这个学期画上了句号。

十几年前从A市一所985高校毕业后,我留在了这座城市,成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在大学里,我们浸润在最先进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中,但做老师是一件实践性特别强的事,特别是面对一群十岁左右的孩子。如果说在大学学习是“为学日增”,在小学做老师就是“为道日损”。大学没有教我们如何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教育孩子上,我必须学会如何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来教授。现实比理论复杂、丰富得多,当然这种转化不限于语文教育,我只是从一个很个体化的角度来体认这一点。

坦白说,我算是一个幸运儿。最开始的两三年,为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我一直在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然后努力把握住了平台提供的资源和机会。从适应教学生活到开始做级别更高的课,我逐渐迈向更高的展示平台——入职几年,我就在一次高规格的教学大赛中取得了最高奖项。那次比赛和赛前的备战,于我是一场“蜕变”。之前,我也参加过一些规模较大的比赛,但压力比起那次大赛不在一个量级。

赛场设在体育馆,参赛的老师在舞台中央上课,舞台旁边是几人高的大幕。我在一边上课,一边是我的特写镜头,任何微表情都会被捕捉并放大。学生是主办方随机安排的,课上我得接得住任何学生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话,这不是背台词能搞定的,我必须真正吃透了这节课。除了参与课堂的班级,舞台下还有十名左右的评委。再往后是乌泱泱的观众,几百人,大多是各地前来观摩学习的老师。

来参加比赛的课往往是一个省(市、自治区)的老师集体智慧的结晶。那堂课我和其他老师一起准备了几个月。上台前一晚,所有细节早已滚瓜烂熟,但我还是失眠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正让我放松下来的是某位老师的一句话,“课堂上,你的眼里只需要装下这几十个学生,评委、观众、上课的地点、学生之外人数的多寡,你都可以忽略。”因为这堂课只为这几十个孩子服务,只要孩子们在课堂上有收获,别人怎么评价无所谓。也就是要放下名利心,回到课堂本身。

但名利紧跟着赛事的成功而来,荣誉和机会像雪球般越滚越大。眼前是一条早已被许多同行前辈验证过的“康庄大道”:我可以继续做课、申请课题、写论文、出书、评特级、当正高,然后成为全国名师,名利双收。

可也是从那年起,我陷入方向的迷惘——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

当素质教育成为另一种应试

头几年,我更多的还是在适应环境,也不具备反思的资本。那些源源不断的机会和光环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有效的,平台认可了我,我可以在这套规则下风生水起。就像爬山,我没有到山顶时,对山顶充满了幻想,觉得到了山顶,是不是一切都会好起来。可当我获得的越来越多,才意识到这些认可不能消解内心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有一类名校的特点是考试成绩好,另一类名校既有不错的成绩又以素质教育闻名。我所在的B校属于后者,但这类学校也涉及成果展示。这种成果展示区别于单一的晒应试分数,却又跟分数有相同之处——量化的标准和外显的效果。语文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人文素养的提升难以量化,这一潜移默化的过程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外显。比如这几年流行的思维导图,这是一种将思维形象化的工具,工具必然存在适不适合的问题。有些课文和书用得上,有些并不适用。思维导图属于一种相对浅层的展示,对高年级的学生,我们其实可以引导他们思考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那是什么导致思维导图泛滥呢?应展需求是一个重要原因,思维导图往往图文并茂,是展示整本书阅读成果的绝佳工具。

我当时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比如在传统文化教学中,德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这部分,课文、小报、思维导图只是一种载体和工具,“人”才是本位。我就号召班上的孩子们每天记录自己的一个善念,做没做到都没关系。如果我们从小就培育和保护这些善念,他们日后就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这种日记式的成果,需要时间和耐心去倾听,没法外化为让你从班上路过就立马能感受到的精美展示。这些小事会让我很有成就感,但现实是成就感无法转化为绩效。

这种“应展教育”其实和应试教育一样会助长水涨船高的焦虑。无论是前几年小学生发表的某知名诗人的大数据分析报告、被疯转的华丽的小学生简历,还是最近小学生凭借研究基因和癌症关系拿下科技大奖,这些展示性很强的新闻在“惊呆网友”的同时,也因那些站在后浪身后的前浪而受到争议。其实,孩子对某个话题感兴趣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家长来主导操作复杂的部分,孩子哪怕只是打打下手也有好处;但如果把这种家长资源或者成人的参与当成孩子的成果,并热衷于宣传这样的成果,就有问题了。

我承认,自己排斥应展教育的原因,除了不喜欢教育的功利性太强,也是自己确实不擅长。这种展示要做得好看,不是给孩子派工作就可以了,还需要通过与家长的长时间沟通来保证成果的顺利输出,非常考验老师组织学生和家长的能力,这的确是我做这类教学的一个短板。总之,在一个崇尚应展教育的氛围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按部就班的人更受益,对追求更多可能性的人没那么友好。

夹缝之中

应展有如此多的规定动作,应试教育更不必说,这也是它们的共通点之一。举个简单的例子,考试的出题人一般是区里的教研员,教研员在出题时会参考全区的教研和学习形势。为了应对考试,平时课堂上,我们老师必须照顾到每个知识点,很难有太多富余时间去做一些其他的教学探索。

事实上,很多时候“驯化”老师的是忙碌。在我们学校,老师人手不够的情况下,通常一个萝卜要顾不止一个坑。很多老师需要兼顾大量事务性工作,其中跟学生有关的只是一部分。

以我为例,如果未来几年要评上正高职称,按照考核要求,在完成课时之外,我还需要做展示课、参与课题、写论文、出专著等等。任何一项都千头万绪,任何一项都不能空缺。那这些时间哪里来?其实就是挤压掉了那些原本可以用来陪伴孩子的时间。

我很认同日本教育学家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里的关于教师处于两难夹缝中的观点(注:佐藤学提出,教师是包括儿童与成人、母性与父性、外行与专家、大众与文人、学习者与教育者、实践家与理论家、艺术家与科学家、百姓与官僚、从属者与掌权者、凡人与圣人等等二元关系的中介)。我和身边的老师就像是在走钢丝,需要在各种关系间达成一种平衡,领导的要求与家长的希望、既定的教学任务和多样的教育需求等等。这种平衡是很不容易形成的。

编制被一些人视作很重要的东西。只要没有触犯原则,有编制的老师可以在学校的“高墙”之内安稳地度过一生,这种稳定性也让许多老师形成相对狭窄的生活圈。一些老师对教育有反思,也止于反思。所以,尽管一直状态不好,但几年前我从没想过要离开。

当时也是机缘巧合,一个私立学校校长向我伸出橄榄枝,希望我能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帮助他们构建一套有创新性的语文教育体系。在他的邀请下,我第一次参观了一所主流教育之外的学校,有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

参观途中,我们恰好遇到防震演习。警铃响后,所有人,哪怕是厨房的师傅们都往操场上跑。当我和校长跑到操场时,那里已经站满了人。我们B校也有这种防震演习,一般到这个时候,领导就该上去讲话了。我下意识问校长,“你不用上去讲话吗?”校长纳闷,“讲什么话?”我接着问,是不是可以继续参观。他说不可以,要等到警报解除后才行,如果我们提前走,孩子会觉得这只是场游戏。

他的话很触动我,因为这场演习不是展示,他们也没有敷衍,而是真的在思考孩子通过这件事能获得什么。之前我在一种规则中生活了太久,陷入到一种努力“应付”的惯性中,我认为教育只是这样。我会有苦闷和不愉快,可是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出去的意愿。当我真正看到外面还有很多人在做更有趣、更有想象力的教育尝试时,当我真正受刺激时,我会反思另一种活法的意义。

毫无疑问,过去十几年来,B校代表的一种教育体系培养和塑造了我,我的每一步成长都和它有关。虽然这套教研体系看起来中规中矩,但年轻老师能从前辈那里学到很多,它能保证年轻老师在最重要的起步阶段受到规范有效的训练,不至于走偏。

比如一个老师是否受过规范训练,课堂上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来。这体现在很多细节里,教姿教态、教学语言是否干净准确,教学内容是否符合特定年龄段的特点,对教学目标的尺度是否拿捏得当等等。这套相对成熟的教师培养机制,也是一些主攻教育创新的学校非常看重的,那些学校也许更宽松,但自由也应该建立在一套严谨的训练基础之上。

今年这样的光景,有份安稳的工作也许比什么时候都重要,离开的风险是很大的。某种程度上说,我也算是在逆行了。我也明白,任何学校都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毕竟我现在对新环境也不够了解,多少会有一些滤镜存在。其实我们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也许十年之后,我才有资格来反思出走的决定在理性上是否正确,但至少现在,我愿意去试一试。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林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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