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袁隆平:在朴素的世界里,关心他的水稻

“因为我藐视权威,所以命运惩罚我,使我自己也成为权威。”

袁隆平为此生气,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什么伟大的科学家,我不就是个种水稻的人吗?

(本文首发于2021年5月27日《南方周末》)

2006年6月20日,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视觉中国/图)

2012年,袁隆平戒了烟,很少再去游泳。在他身边工作二十多年的秘书辛业芸察觉到,他在三亚不再去激浪大海,只在僻静的水域短暂游了游。位于长沙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水稻中心)里,为他而建的游泳池渐渐荒废了。袁隆平很少表露痛苦,直到辛业芸询问,他才说,最近气喘厉害,憋不了气了。

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身体开始抱恙,有两三年时间频繁发烧,入院打针,查不出病由。2013年,83岁的袁隆平接受央视采访说,身体不行了,“我是感到有点悲观了”。

辛业芸对他的健康盯得紧,他一有头疼脑热,辛业芸就紧张地盼望把病痛“赶快扼杀在萌芽状态”。但袁隆平不以为意,坚持认为自己没问题,只是有点气喘,不愿遵照医嘱住院。他性子倔,谁也劝不动,“有好多情况下我们眼睁睁看着他拖了,加重了,最后是没有办法”。

麻将还是照打,他有十年的固定牌搭子,最后的阶段打得尤其多。辛业芸忧心忡忡,怕时长过度,但为了让老爷子高兴,大家只能顺着他。“我觉得他要分心,不能让他的思维停留在病痛上面。”辛业芸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2021年3月,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往返于长沙和三亚的水稻基地,在三亚不小心摔了一跤,情况急转直下。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走完了他91年的一生。

由于对杂交水稻的开创性研究,这位历史教科书上家喻户晓的国民科学家,被视作让中国摆脱饥饿的关键人物。袁隆平一生在农田里勤恳工作,是追求科学至死方休的明证。他的离去引发了规模浩大的悼念,连他身边的人此前都没有想到。

“不下田心里不踏实”

2019年1月至8月,腾讯新闻《时代我》团队跟拍袁隆平,记录了他最后一段生活,虽然有过郑重的介绍,但他身边总围着许多人,下一次再来,袁隆平还是分不清他们是拍什么的。副导演赖章萍负责采访他,深入交谈已经不可实现,只能在他耳边大声喊,或由秘书转达。

但只要涉及水稻,袁隆平又变得对答如流。“他抓住几个关键词就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袁隆平的办公室秘书杨耀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袁隆平脑子里有活地图,一听到地名,就会清晰说出当地的经纬度、平均温度和水稻的生长情况。

袁隆平接近九十岁依然每天下田,“不下田心里不踏实”。住所后边就是一块试验田,水稻中心的学者李建武说,袁隆平去的次数可能比负责那片田的年轻同事还多。水稻抽穗后,袁隆平要去数清试验田里的穗数,再抽查一根穗上有多少粒谷子。下属上报了数据,他拿着计算器左算右算,达到了设定的产量目标,他就高兴了。

就在2020年底,袁隆平还在三亚参加了两个小时的会议,亲自主持,部署了二十多个基地的产量目标。后来住进病房,他常把学生召集来,询问水稻的布点和验收情况。

袁隆平对产量的追求从不止息。接受央视采访时,他说如同贪财之人总想追求更多财富,“我是贪产量”。

“高产是永恒的主题。”李建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些年他们也关注米质,注重口感的改善和突破,但袁隆平强调不能因此牺牲产量,“我们现在耕地面积减少得很厉害,如果产量降低了,可能不利于粮食安全”。

即使杂交水稻研究已有成熟的发展,每一项技术的试验过程仍然充满了失败和曲折。外界看到的只是不断突破的数字纪录,对研究人员来说则是数年的试错和消耗。从亩产800公斤增长到900公斤,一共花费了七年。袁隆平不会表现出急切,他深知水稻研究最关键的就是耐心。

但在另一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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