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诉讼，开了哪些“口子”？ 规则已统一，适应尚需时日

互联网法院对开展在线诉讼显得更积极，图为成立于2018年的北京互联网法院。 （视觉中国/图）

过去一年，北京多家律所将会客室改成线上开庭室，以应对在线诉讼需求。

张旻是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该所还专门准备了几个房间，“不安排工位，只供律师在线诉讼使用。”有线上庭审时，张旻就带着电脑，走进房间，端坐在里面。

经过多次线上开庭，张旻遇到了不少意外。比如突然掉线了、当事人随意走动等，发生意外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系统不稳定、当事人不重视、庭审各方不适应等，最麻烦的是，全国各地法院的规则不统一。

为了构建明确统一的制度规则，2021年6月17日，最高法发布了《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内容包括在线诉讼法律效力、适用范围，涵盖了从起诉立案到宣判执行等主要诉讼环节。

“规则吸取了各地司法实践的经验，肯定了地方探索的有益成果。”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哲玮说，规则背后，亦显示了实务界、学界对线上庭审的不同看法。

“各地开花”

发布规则的当天，最高法副院长李少平公开提到，规则是前期探索和各地经验的集大成者。

探索可以追溯到2006年。那年年初，福建沙县法院高桥法庭受理了一起离婚案件。开庭前一天，时任高桥法庭庭长俞隆彬接到被告电话，说自己远在东莞，生意忙，无法回去出庭，但希望离婚后，由己方抚养孩子。

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不出庭应诉，法院可以作缺席判决。

该案中，被告长期在外，没跟孩子生活在一起，若无充分理由，法院很可能判原告行使抚养权，但被告又坚持要抚养权。

用QQ视频开会的在当时已越来越多。为了让双方充分辩论，俞隆彬想到了视频开庭。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视频庭审顺利进行。

当年，高桥法庭又通过视频审理了几起当事人在外不能出庭的案件。2007年1月，沙县法院还通过这种方式审理了一起跨国离婚案。此后，通过远程视频审理跨国离婚案在江苏、河南等基层法院也零星出现。

到了2015年，微信成为多数人线上交流的平台后，郑州市中院出现了全国首例“微信庭审询问”，引发热议。2018年1月，浙江宁波市中院在全市推广具有手机立案、证据交换、调解、庭审、执行等功能的微信平台小程序———浙江移动微法院，也引起广泛关注。

刘哲玮用“各地开花”来形容地方法院的尝试。在线庭审的优势显而易见，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提高了审判效率。但质疑的声音也从未消散——丧失了法庭审判的严肃性，缺乏明确的程序诉讼规则等。

相较之下，互联网法院作为“试验田”，为线上庭审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践。2017年8月，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落户杭州，一年之后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相继挂牌。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31日，全国3家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案件222473件，审结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