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眼中的西方“安乐死”: “如何死亡是如何生活的反映”

(本文首发于2021年7月22日《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刘悠翔

瑞典人文努(右)罹患胰腺癌,与丈夫由布林克来到瑞士寻求安乐死。宫下洋一为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文努不想让人生中最后一张照片出现病容,她选择以背面示人。她的丈夫微笑地看着她。 (受访者供图/图)

“不顾我的意愿留住我,这叫爱吗?”电影里,瘫痪在床29年的拉蒙对爱着他的罗莎说。拉蒙年轻时因跳水事故导致高位截瘫,全身只有头部可以活动。他生活无法自理,喂食、洗漱、排泄全靠着家人的护理。他过着被他自己称为“地狱般”“没有尊严的生活”。

拉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西班牙电影《深海长眠》的主角。他请求罗莎帮助他安乐死。一开始,罗莎和他的家人一样断然地拒绝了——那时候,西班牙安乐死还没有合法化,拉蒙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安乐死。拉蒙上电视节目,走法律途径,用各种方法呼吁安乐死。“真正爱我的人是帮助我安乐死的人。”他对罗莎说。

1996年,现实中的拉蒙(电影角色与其同名)用嘴叼着笔写作,出版了《地狱来信》,诉说自己的悲惨生活和想要结束生命的迫切心情。这本书让拉蒙成为当时媒体的焦点。西班牙社会以这一事件为契机,开启了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多年探索。

电影中的罗莎最终被拉蒙说服,帮助拉蒙达成心愿。2005年,《深海长眠》获得第7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由此被更多人知道,进一步推动了西班牙的安乐死立法进程。2021年3月18日,西班牙众议院经过最终投票,通过了安乐死法规。

2016年,旅居欧洲的日本记者宫下洋一找到了现实中的“罗莎”——雷蒙娜以及拉蒙的家人,对当时轰动一时的事件进行了采访。西班牙只是宫下长线采访中的一站,他以安乐死的实施现场为中心,将多位家属与医生的回忆写进长篇连载报道《直到实现安乐死》。

“日本缺少围绕死亡的交流,就连开始告知患者得了癌症,也并非十分久远的事情。”宫下在报道中说。来自重视家庭的东亚文化的宫下,在报道中袒露了自己对安乐死的看法的变化。跨越六个国家、持续两年多的这些采访报道,分16期连载于《Sapio》。2017年出版的单行本获得了日本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2021年6月,单行本的中文译本《安乐死现场》出版,宫下洋一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分享了他的见闻和思考。

“连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的区别也不知道”

拉蒙早年是海员,周游世界,风流倜傥。热爱自由的他,25岁之后要面对的却是最不自由的身体——高位截瘫。

帮助拉蒙获得“自由”的雷蒙娜,现在过着拮据的生活。带三个孩子,打两份工,一个月收入520欧元。在西班牙,有人认为她做得好,有人觉得她是杀人犯,特别是拉蒙的家人,无法原谅她。但关于那件事,她现在能坦然地对宫下洋一说:“是我帮了忙。”

与雷蒙娜见面第一天,拉蒙就问她:“我期望的事情,你会帮我的,对吧?”那年雷蒙娜36岁,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了卧床的拉蒙,得知他就在附近的小镇上,她“立刻想去见见”。从那天开始,此后的一年半时间,她每天都往拉蒙家里去。

1998年1月12日下午7点左右,拉蒙对雷蒙娜小声说:“今晚,我想离开。”拉蒙要对着摄像机讲一段临终遗言,然后让摄像机拍下自己服下药物的过程。雷蒙娜为他准备了药物,她不能被摄像机拍到,也不能发出声音。药物致死的过程大约30分钟,摄像机后面的雷蒙娜不忍心看到这样的画面,她匍匐在地上,爬出房间,冲进卫生间,捂住了耳朵。

在警察的调查中和在法庭上,雷蒙娜都行使了缄默权。拉蒙也将事先获得药物的步骤分为11个环节,由其他朋友分别行动,以免去每个人的罪责。因证据不足,雷蒙娜没有被定罪。瘫痪在床29年4个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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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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