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与作家黄震遐

黄震遐与其第三位夫人沙千梦。

说起作家黄震遐(1910年~1974年)和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很多人都很陌生,甚至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和研究生也知之不多。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就没正经书写过。但要知道,历史叙事与历史现场截然不同,或者说如果还原到1930年代,黄震遐和民族主义文艺可说是影响一时的。

发生这样的历史错位,要负主要责任的显然是文学史家,如北大的王瑶教授在《中国新文学史稿》、温儒敏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都对黄震遐在内的民族主义文艺着墨太少或失之偏颇。

黄震遐是广东南海人,家变后随母出走,17岁丧母,闯荡上海,开始靠卖文为生,后来进入《大晚报》社,生活状况好转。1949年后担任过香港《中国评论》杂志的副社长、《时报》主笔、亚洲出版社总编辑,最后在香港担任著名的兰德公司的顾问,晚年以东方赫为笔名,1974年突发疾病去世。前两任夫人分别是罗珊、江渊,不幸离世,第三位夫人是沙千梦。三位女性都是作家。据黄震遐的好友回忆,他为人极其绅士,性格温和又幽默,几乎不与人争,朋友们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人缘的人。据黄震遐的朋友说,黄震遐一生写过的文字留下的有三千万字之多。

需要纠正的是,黄震遐的生年,各种资料包括1981年和2005年《鲁迅全集》中的注释,写的都是1907或1909年,但他的妻子、女儿、好友在海外的文章中都明确写的是1910年。

黄震遐的父亲黄孝觉,清末举人,康有为的入室弟子。母亲是晚清名门之女。据黄震遐的上司兼好友蒋坚忍将军的回忆说:“震遐之母,徐太夫人,学通中外,为民初四大名媛之一,其父曾任潮汕道,与梁任公为友,并与袁世凯之子克定、克文以贵介子弟交往。”这里说的“徐太夫人”就是汤文瞻,除了“四大名媛”之说外,她还与秋瑾、吕碧城以及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碧一起被誉为“北京四女杰”。

黄震遐的另一传奇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亲身参与战场的文人、记者,而且后来还参与中国空军建设。因为有这样的从军经历,所以他的“空军文学”等作品曾被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表扬过。黄震遐后来办报纸也与军队有关,还写了很多军事评论,比如《中日俄战争评论》《八小时决雌雄》《中共军人志》,生前最后那段日子还在写《韩战史》,几乎成为一个历史学者。

可以这样说,黄震遐是集文学家、新闻工作者、军人、军事评论家、出版家和历史学者于一身的全才型作家,尤其是在军事履历上,能够与他比肩的也就是“九叶派”的诗人穆旦。

黄震遐直接参与的战争在历史上都是名声赫赫,例如1930年的“中原大战”以及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事件。据蒋坚忍将军回忆说:“‘一·二八’日本发动淞沪战争时,那时候我所注意阅读的,就是上海大晚报战地记者黄震遐先生,在敌人炮火下,所采访得到的我英勇国军抗战,浴血战斗的长篇战地报道。他的内容有声有色,有血有泪,很有力,激发国民爱国敬军的情绪,因此,我很敬佩他,我与震遐兄精神上订交了。”因为这两场战争,黄震遐留下很多文字,比如著名的非虚构写作《陇海线上》《大上海的毁灭》及叙事长诗《黄人之血》,还有就是各种版本的教材中都没提到的《上海之魂》《拿破仑之传》等,堪称1930年代战争文学、民族主义文艺思潮中最有实力的代表作家。

民族主义文艺是什么情况呢?

1930年代,国民党主管文宣的叶楚伧说过:“若没有三民主义之文艺,则三民主义之革命,成为孤立无援,而非常危险。”“要以三民主义之思想为思想,思想统一以后,三民主义的文艺自然会产生。”

叶楚伧此说,当年也有很多人赞成和支持,粗略统计就可以列出苏凤、葛建时、卜少夫、张帆、吴铭心、陈穆如、程天厚、火雪明、许德佑、王平陵、叶楚伧、杨晋豪、竞文、王兆麒、绵炳、笑鹜、周佛吸、东方、郭全和、陶愚川、何如等,他们的作品也都有旧报刊可查。不过若从文学审美的标准评判,的确没有太多好的作品,多是些不成熟之作。

在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促动下,1930年6月1日,一波文化人聚在一起成立了前锋社,也叫六一社,并提出民族主义文艺的理论号召。其他响应的文学社团还有草野社、中国文艺社、开展文艺社、流露社、初阳社、力行社、复兴社、江西民族文艺社、汗血书店、黄钟文学社等,都曾流行一时。

除了社团,当年民族主义作家也很多,比如王平陵、朱应鹏、范争波、黄震遐、傅彦长、汪倜然、叶秋原、陈抱一、王铁华、汤增扬、黄奂若、邹枋、汤冰若、张季平、李锦轩、朱大心、李翼之、方光明、易康、雷盛、襄华、萧葭、魏绪民、李赞华、心因、万国安、宋鸿铭、周沛生、郭兰馨、金宽生、蔡不白、胡健中、刘百川、张若谷、缪崇群、左恭、钟天心、周子亚,等等。

这么多作家,当然也就不缺少文学刊物,比如《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觉悟”文学专刊、《长风》《开展》《矛盾》《华北月刊》《草野》《时代青年》《当代文艺》《南风月刊》《流露》《文艺周刊》《建国月刊》《民族文艺》《火炬》《奔涛》《文艺月刊》《初阳旬刊》《青萍月刊》《黄钟》《前途》《汗血月刊》《社会新闻》《人民周刊》《晨光》《民族文艺月刊》《西湖文苑》《文学新闻》,等等。

这么多的作家和刊物,足可以说明民族主义文艺创作数量之丰富、影响之广大。那为何会有这么多人参与到民族主义文艺中呢?来看当年六一社发出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亲爱的读者,大火烧上我们的眉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只有勇敢杀敌的进行曲才能够把握得住大众的心。不管他是哪一阶级的人,凡能忠勇卫国的都是值得我们敬爱的。

现在,中国文坛上正充满了反民族主义的,传统思想的,以个人为中心思想的文艺作品……起来,宣传,我们从事文艺作品的人,请以民族意识为中心思想而上前去努力吧!

这段话,当年是非常有号召力和煽动力的,年轻的、激进的青年怎能不立马汇聚到大旗之下呢!这股民族主义思潮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达到高潮,而后很多人奔赴南方的黄埔军校,并成为后来的北伐军生力军。

从当时的社会状况说,南京政府成立后,即以一种国家行为出面做煽动和动员,未经启蒙或者启蒙不够充分的青年人和青年作家就很兴奋,纷纷汇聚在民族主义大旗之下,并促成社会主旋律。在文艺这方面来说,也就形成民族主义文艺。了解了这个背景,也就明白为何日本学者池天孝曾总结说:“一九三四年的中国文坛,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文艺之活跃与普罗文学之没落。”他的论断是说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学是第一大思潮,而左翼文艺那时处于低潮期。日本学者的意见看似新奇其实并不新鲜,因为当年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就曾在《鲁迅批判》中说过:“1934年中国文艺的主潮是民族主义文艺”。

接下来看看作为民族主义文艺旗帜的黄震遐是如何表现的。先来看他的成名作《陇海线上》中的一段:

震天动地的铁炮声,便是从夜间十时开始,一直打到天明,其间所用的炮弹,恐怕总在一万发以上,步兵的冲锋也总有十余次,天暗地惨,鬼哭神嚎,雄壮,悲厉,恐怖,激愤,紧张,凄颤,似乎世界的末日已到,似乎人类都变成了发狂的疯狗。

暗灰的沙地上堆满了死人,于黑蓝色的破衣中,显出黄蜡般的脸与手,许多半睁着的眼睛也是青灰色,坚硬有如石头的胸部上停了许多乌鸦,在奇妙的晨光之中,闪烁着它们那小而亮的红眼睛,丑态百出地啄食着死人半干的血和肉块。

南京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内战就是中原大战,1929年开始,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军与南京政府的中央军对阵。中原大战表面看是以阎锡山为首的这群人和南京政府对阵,其实是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内讧。战争非常惨烈,死伤严重。

《陇海线上》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战争文学,黄震遐在这本小说中极其细腻、真挚的笔触描写了战争,再现了中原大战之惨烈。在描写战争惨烈度这个视角来说,黄震遐的战争文学不仅写作时间早,而且从其描写功力、文学表达力以及对战争细节呈现的真实度这几个方面来看,都是极为高超的。

与《陇海线上》相映衬的是长篇小说《大上海的毁灭》。小说取材于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变,真实地再现了十九路军与日本驻上海军队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军人的英勇战斗和市民的颓废和迷乱。在这一大主题下,小说不仅充分描写了战争的残酷,而且融进了他关于中国、关于战争的思考。比如小说主人公草灵跟林医生的一段对话就很有意味。草灵说:“现在我已很悲哀地发现,当初那些去死的人,虽然是一大群一大群地在机关枪下滚着,但比较起来,仍是极渺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人牺牲流血的结果,丝毫与大事无济,亦不足鼓励他人——尤其是因为,已经没有了这种人。”林医生回答:“你所说的忠诚,义勇,以及责任心,都只是些被遗弃的,忘了的道德,在大上海绝对不适用,所以,这些道德是被遗弃的道德,而信仰这些道德去死的人便也是被遗弃的人。”显然在对话中,草灵持有一种国家和民族主义思想,认为肯为国牺牲的人太少,因此这些人的牺牲不能挽救国家,也不能唤醒民众。林医生则站在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认为那些为国牺牲的人不过是在一种道德的幌子下被政府遗弃而已。这样的思想冲突,就黄震遐本人来说,显然他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因为他以持有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世界永远是弱肉强食”,他还不了解世界文明和秩序早已存在,更不懂得责人之时同样需要责己。

我曾把黄震遐和左翼文学大家茅盾相提并论,说如果茅盾能在文学史中占一个章节,温儒敏教授那本教材即是,那黄震遐也当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或白话文学以来),开创战争文学的黄震遐,应该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文学史家们缺乏足够的眼界,没有把他写进文学史。客观地说,现代文学史不能屏蔽掉黄震遐,因为从文学史的架构看,黄震遐也是救亡文学最有力的代表,尽管在他身上有着与茅盾同一范畴上的创作思想局限。

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就是通过黄震遐的小说,可以进行文学和历史的互证,即不仅要看战争场面,还要看战争发生地的国民是如何面对战争的。在《陇海线上》的具体描述中,黄震遐通过中原大战发现:南京中央政府军与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军打仗的时候,河南的老百姓竟然不支持中央军,也不支持阎锡山的北方军,他为此很不理解。这个不理解在《大上海的毁灭》中同样存在。不少上海民众一直拿中央军当“客军”。

《陇海线上》写得很冷静,反思的力度、视角都不错,黄震遐毕竟是民族主义文艺的信奉者、实践者,在他身上经常存在“鸡血”的狭隘的状态。来看他的另一名著《黄人之血》:

二百万马蹄奏着天下最雄武的音乐;/五十万喉咙唱着沙漠的悲歌;/跟着我大戈壁的骆驼;/踏平了布尔加三千的村落;/毁灭了乌拉江的血波……

《黄人之血》发表于1931年,是颂扬成吉思汗的叙事长诗,此处只截取了一段。成吉思汗有骁勇善战的子孙,黄震遐对他的征服伟绩给予毫无保留的赞美。当然,其中有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但后来一直有人在质疑黄震遐这种鸡血式的赞美,批评那种抽象的自豪感后面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不过,反思是留给后世的。当年,可是很多人在追捧黄震遐的作品,由此可见黄震遐以及民族主义文艺影响一时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

网络编辑:柔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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