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人梭罗

《瓦尔登湖》，也像《资本论》或《战争与和平》一样，属于那种几乎人人都听说过却少有人真正读过的书；即便有人翻开过，也绝少能从头读到尾。

在稍稍听说过或稍稍翻读过《瓦尔登湖》的人的头脑中，往往会生成两幅相近却又不尽相同的画面：一幅是在瓦尔登湖畔，梭罗拥有一间小木屋，可享湖光山色；另一幅是在瓦尔登湖畔，梭罗凭一己之力、一砖一椽地建造了一间小木屋。前一幅画面（以下简称Ⅰ型），出自耽于逸乐的中产阶级的想像，它将梭罗离群索居生活中艰困粗粝的东西柔光化了，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获得的心灵汰洗和精神超拔被降格为农家乐。后一幅画面（以下简称Ⅱ型），则由对自己的掌控能力尚未丧失信心的中产阶级所构建，他们陷身于愈挣扎就愈下沉的社会阶层的泥沼中，却仍幻想在方外之地有他们赤膊营造美善生活的可能。

左为劳拉·达索·沃尔斯的《梭罗传》（钱佳楠译，河南文艺出版社）；右为罗伯特·D.理查德森著《梭罗传》（刘洋译，浙江文艺出版社）。资料图

2021年，劳拉·达索·沃尔斯的《梭罗传》（钱佳楠译，河南文艺出版社）中译本出版，这是国内目前篇幅最大、写作年份也最近的一部梭罗传记。作者试图为亨利·戴维·梭罗的一生赋予一种顺滑的统一性和合理性，尽管这种顺滑本身也许是一厢情愿的。与2020年出版的罗伯特·D.理查德森著《梭罗传》（刘洋译，浙江文艺出版社）相比，新的传记更详尽，例如它将梭罗的每一次远足都巨细靡遗地记述一遍，尽管我看不出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就像帕斯卡尔说的，“人类不幸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不知如何安静地呆在房间里”，梭罗正是那种不知如何安静地呆在房间里的人，总想着出去而已。

理查德森的《梭罗传》在思想问题上更深入，沃尔斯的《梭罗传》则更多细节。也许正因为后者的清浅、容易理解，它才反而更适合作为梭罗传记的阅读首选，因为无论如何，当事实累积到一定数量级，某种形式的真相总会自然浮现。我们大可借助传记作者提供的事实，辅以梭罗的文本，重新思考梭罗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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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的《梭罗传》中不乏Ⅰ型画面式的描写，比如：“每个晚上他都听着风声和野生动物的声音入眠，清晨他则在这个人类尚未主导的世界里醒来。过去野营的时候，他经历过这些，但是现在他不仅在野营，而是生活在‘自然’不请自来的小屋里，夏日的空气从墙上的裂缝里灌进来，携带着松香和鸟儿的叫声。”（第202页）然而，梭罗湖畔生活的轻松写意，是他自己参与建构的一个“神话”。梭罗的简朴，建立在对日常需求的无休止的抑制上，其程度是苦修式的，绝非常人所甘承受。《瓦尔登湖》中写道：“我是不喝茶，不喝咖啡，不吃牛油，不喝牛奶，也不吃鲜肉的，因此我不必为了要得到它们而工作；而因为我不拼命工作，我也就不必拼命吃……”（徐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第197页）梭罗用一种把生活俭省得不像是生活的方式实现了“轻松的”生活，而那个方式本身，恰恰是毫不轻松的。

《瓦尔登湖》的第一章就是“经济篇”——那不只是建筑费用、农产品收支的经济学，毋宁说，《瓦尔登湖》创立了一种生命时间的经济学。梭罗写道：“一样东西的成本，就是必须用来交换的‘生命’的量，这些‘生命’要么即刻就得献出，要么须延后付给。”（引者自译，原文为：ThecostofathingistheamountofwhatIwillcalllifewhichisrequiredtobeexchangedforit,immediatelyorinthelongrun.）在梭罗看来，无论你得到什么，你都在付出生命时间的代价。而按他的价值收支表，交换的结果，你总是吃亏的：因为生命是最可贵的、是无可比拟的，所以，你若想亏得少一点，那你就应该尽可能少地进行交换。“简化！再简化！有必要的话，何必一天三餐，一顿也够了。”（Simplify.simplify.Insteadofthreemealsaday,ifitbenecessaryeatbutone.）梭罗推荐你过的是一种“损之又损”的生活，他认为“唯一的疗救办法在于一种严苛的经济学，一种比斯巴达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格的简单生活以及高尚的旨趣。”（Theonlycureforit,isinarigideconomy,asternandmorethanSpartansimplicityoflifeandelevationofpurpose.）问题在于，将三餐简化为一顿的这种“经济学”，是否过于“严苛”了，而实际上无法实行呢？

梭罗还将“严苛的经济学”从个人生活进一步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他的观点成为标准的“反现代性”的主张：他认为，邮局、报纸、火车……都不是必要的，有了徒增其扰，还不如通通“简化”掉。梭罗的自然生活提议——“让我们像大自然那样不慌不忙地过一天吧”——包含了对文明的深刻的不信任，其中隐藏着的希望人像动物一样生活的想法，带有浓厚的素朴主义色彩。

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美国作家、哲学家，超验主义代表人物。资料图

当梭罗想将自己的“简化”观念加诸他所不了解的人类的复杂生活时，往往达到某种类似“归谬”的效果。比如他说：“我确实相信，如果所有的人都生活得跟我一样简单，偷窃和抢劫便不会发生了。发生这样的事，原因是社会上有的人得到的多于足够，而另一些人得到的却又少于足够。”（徐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第166页）梭罗没有费心去考虑该如何界定“足够”。一天吃三顿算足够，还是一天吃一顿算足够？儿童有牛奶喝算足够，还是跟大人一起吃上玉米糊就算足够？让一个孩子得以健壮有力地成长的食物算足够，还是说仅仅让他勉勉强强延续一口气的食物算足够？对一个少年足够的，对一个壮年是否也算足够？换到今天的生活场景中，当室内气温达到三十六七摄氏度，有人提出打开空调，他的要求是否算“多于足够”，既然他摇摇蒲扇也不至于热死？

梭罗习惯以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单身汉的视角去看待社会问题，使他的某些观念几乎失去被人认真对待的资格。梭罗主张不拼命工作，而是赚到够自己开销的钱就停止。问题在于，他是终生的单身汉，直到他45岁去世，他都未曾失去劳动力，他似乎不曾留意，或者说无法体会，小孩子、家庭主妇、老人、残障人士……其实都是需要供养的。有家庭的男性壮劳力通常很难知道工作的边界在哪里，因为许多别的人要仰赖他生活。此外，自然也并不总是诗意的，当收成不好、人畜生病、乃至突遭横祸，人们需要从以往积累的劳动成果中提取所需以应急，对他们来说，如何知道每日劳作时那条“足够”的线该画在哪里呢？有时候，读着梭罗写下的这些话，我会忍不住想对他重复《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尼克父亲说过的话：“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

《梭罗传》的读者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自从他跟哥哥因为爱上同一个女人而龃龉后，梭罗就再也没有喜欢过别的女人了（梭罗后来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放纵了生殖的精力将使我们荒淫而不洁。”）。他的家庭也堪称奇特：不仅梭罗自己终生未婚，他的兄弟姐妹也没结过婚，他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无论男女，全都没有结过婚，他的姨妈们也都没结过婚。这是一群聚居在一起而与他人没有社会意义上的亲密关系的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喜欢离群索居的梭罗无疑失却了许多观察、权衡、思考人类普遍而复杂关系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他拥有的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他不擅体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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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瓦尔登湖》将“自然”作为某种近乎神祇的存在加以崇拜，梭罗总是在书中暗示与自然亲近的益处，可是他把自己从自然那里领受到的启示说清楚了吗？貌似从来没有。曾对梭罗做过最深刻评析的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就干脆说，梭罗与湖山林野无间的亲密关系，不过是《瓦尔登湖》的“美丽虚构”（beautifulfiction）罢了（AlfredKazin，AnAmericanProcession，NewYork：AlfredA.Knopf，1984，p.70.）。梭罗制造了人与自然的罗曼史，他像别人爱上一个女人那样爱上了“自然”，正如恋爱中人从不去反思所爱对象的本质那样，他也任由自己沉溺在对自然的爱里面，却不考虑这份爱的实质。

甚至他对“自然”的爱也不是纯粹的。评论家理查德·普瓦里耶（RichardPoirier）敏锐地指出，《瓦尔登湖》表达了美国文学中对想方设法建一幢房子的执念（obsession），这是一种让空间从属于个人欲望的执念，因为房子是自我的延伸和扩展，用这种方式，人占有了环境，而不是任由自然来占有人（RichardPoirier，AWorldElsewhere，Oxford，1968，pp.17-21.）。在梭罗的筑屋行动中，弥漫着一种凭个人力量改天换地的昂扬气息，而这种气息与梭罗所宣称的“让我们像大自然那样不慌不忙地过一天吧”那种口号恐怕是不甚调和的。

《瓦尔登湖》书封。资料图

况且梭罗也并没有一手一脚地建造他的小屋。《瓦尔登湖》中明确写了，那个屋顶是他花4.25美元从一个爱尔兰人那里买来的，直接移到先前搭建好的房柱上。他在瓦尔登湖畔住的两年间，也并没有夜夜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周末，他常常回家，跟那一大家子一起用餐，而且晚上就睡在家里。他的小屋，从始至终，都是象征性的，象征了他皈依自然的决心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而实际上，他的决心和能力，都是不能不打些折扣的。

那么，《瓦尔登湖》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该不该读这部书呢，假如它里面有如许的幼稚与偏颇？在我看来，《瓦尔登湖》是一部精心结撰的修辞之书。它是虚构的“非虚构”：梭罗针脚细密地编织出一部不怎么真实的实录。但它的价值，本不在于，或者说最终不在于，它的真实性——《瓦尔登湖》的价值在于它写得美，它以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那特有的、既典雅又混有乡野生气的笔调，写下了一种庄严而有蛊惑力的布道词，这种布道词将“自然”奉为新的上帝，指引渴慕这种生活的人走向它。对于不信仰这一“宗教”的读者来说，《瓦尔登湖》只是一种文辞，一种漂亮的文辞，他们不甚计较其中含有一定量的蠢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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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的一生不能被化约为《瓦尔登湖》这部书。他在写作生活之外，也还有政治生活，尽管其政治生活事实上也主要是由写作来体现的。

梭罗一生中有两大政治性写作，一次是1848年的《公民不服从》（或译《非暴力反抗》），另一次是1859年为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声辩。关于前者，也就是梭罗抵制交税这一想法和一系列说辞，我不知怎么评论才好。也许卡津说得对，他说梭罗的一切情感都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他的想法是不会打弯的。凡是从国家那儿来的，就是打扰我的，因此就是不好的。梭罗的主要想法就这么简单。梭罗讲，政府统治得最少的时候也就是它统治得最好的时候——这听起来多么像一个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少年说的话。最好谁也别来烦我，那我就是最自由的。终其一生，梭罗的内心萦绕着的就是这么一个男孩儿的想法。他不会去想，如果大家都不交税，那公共设施谁来维护；他也不会去想，如果康科德遇上天灾，政府靠什么来提供救助他的家人……梭罗把他的个人主义奉行得很彻底，但当你听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侈谈公共问题时，你很难保持耐心。不管《公民不服从》的文本对甘地或马丁·路德·金的事业发挥了何等积极的作用，在我眼中，它总像是来自曼彻斯特的朋克乐队的那些歌词——随便他们写什么，我总不大留意那些歌词。

对于废奴主义，梭罗是认真的。这是正义的事业，当然大家都赞赏。不过，我想提请读者注意，梭罗的废奴主义思想中仍然存有某种简单化。他为约翰·布朗抗辩，更多的是因为约翰·布朗起义反抗的对象是美国这个国家，而“国家”恰好是能随时点燃梭罗怒火的东西。

作为理想主义者，他是生活在原则上的，他只能看到原则，只能遵循原则，而原则是像钢尺一样冷冰冰、不会打弯的东西。梭罗认准什么，就把它贯穿到底，他在废奴主义上的激烈表现，与他直线式的思维不无关系。因此，在我看来，他的“正确”或许也没有太大的思想价值，因为他并不曾理了乱麻，而只是斩了乱麻。

顺便说一句，沃尔斯的《梭罗传》浓墨重彩地突出了梭罗废奴主义者形象，她把梭罗的家作为帮助黑奴逃出美国的“地下铁路”的一个站点当成板上钉钉的事实来描写，而很多历史学者对此其实是存疑的。

亨利·戴维·梭罗出生于1817年7月12日，不到一年后，在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特里尔市，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后来成为伟大的人物，这个婴儿叫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拿梭罗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并不是突发奇想，因为当1848年梭罗写他的《公民不服从》时，另一篇或许更重要的政治文献问世了，那就是《共产党宣言》。如果我们将《公民不服从》与《共产党宣言》这两篇同样带有反抗性的文字放在一起加以审视，就不免感到这种并置是残忍的：在黄钟大吕的衬托下，梭罗那无政府主义的任性叫喊，听上去更像是荒野中零余者的嗫嚅、嘟囔。

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当然，那会儿哈佛还是一所无甚影响的小大学），他的希腊文、拉丁文念得很好，他甚至从希腊文翻译过一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但他好像从来没有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这样的作者那儿汲取过什么营养。梭罗好像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古人在国家与公共事务方面积累下的智慧。像他在《瓦尔登湖》里讲的那类只管满足个人基本需要便不再考虑其他的想法，假如西塞罗听了，估计会用上全部气力与之斗争到底吧。

真正让人惊异的，不是梭罗对公共事务与社会的运转机制懂得如此之少，而是他在懂得如此之少的情况下对自己的那点想法有那么大的确信。他确信自己信仰和追求的东西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其他人信仰和追求的东西。他要用自己那把钢尺量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约瑟夫·拉兹在《公共领域中的伦理学》一书里申论“多元价值”时所举的一个例子很切合梭罗的情形。拉兹讲的是水手，他说有水手愿意放弃安稳幸福的家庭生活而换取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按照水手的逻辑，是“放弃了在家庭里面可以获得的较少的快乐，而在海上获得了更多的快乐”。但拉兹说，其实不是的。“如果价值多元论是正确的，那这种观点就完全错了。个人所失去的根本不同于他所得到的。即使是成功了，也有损失，所得超过所失的判断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不过是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而不是那种生活方式，两者都是好的，并且不能做出程度的比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209页）事实上，梭罗就是那个水手，他放弃了社会化程度高的生活，而选择过简朴的、亲近自然的生活。这种选择本身无可厚非，但梭罗错就错在认为自己的选择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并对别人的选择鄙夷不屑（梭罗曾在《瓦尔登湖》中写道：“在一个高度的文明底下，人的心和人的脑子变成了粪便似的肥料。”）。

说到底，梭罗是个简单的人，他的思想是简单的，他的生活也是简单的。或者说，正因为他的思想是简单的，他的生活才能是简单的。现在，我们的环境是复杂的，思想也不能不是复杂的，而有些人却在想像简单的生活；其实他们想的并不只是简单的生活，他们想的是在丰富、安逸、美满的生活和简单、平和、自由的生活之间实现任意切换。“吾未见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