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忆江陵:一代名相的荆州回旋

荆州城古称江陵,位于长江凿穿巫山涌入平原汇而成泽的中游地带,这一段长江也因此而得名荆江,自古以来就是令人闻而色变的洪涝重灾区。

嘉靖年间,大明王朝亦如长江进入中游的荆江段,进退乏力,险象环生,到处有决堤风险。所幸,一位江陵才俊横空出世,他加固了荆江堤防,进而驾驶着风雨飘摇中的帝国巨舰度过了财政、国防、吏治等重重危机,实现了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中兴。

(本文首发于2021年8月12日《南方周末》)

序章

太白诗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他在流放夜郎途中忽然接到赦令,绝处逢生,旋即买舟东返,从长江三峡西侧起点瞿塘峡口的白帝城出发,顺风顺水直下三峡,出夷陵而至江汉平原,一日之间抵达长江中游的第一大码头——江陵。

长江流经荆州市沙市区的河段,这段长江又名荆江。(视觉中国/图)

江陵这个名字如今不太响亮了,然而自春秋以降,直至上世纪初平汉铁路南北贯通造就大武汉崛起之前,江陵一直是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素有“七省通衢”之称。从地理上来说,它位于古云梦泽西首,古人由中原穿过南襄盆地进入江汉平原后,或东渡云梦前往吴越,或横渡长江南下湖湘,或溯江而上西进巴蜀,都要在江陵这座水陆枢纽登船离岸。从政治上来说,江陵于春秋战国为楚都纪郢;于两汉三国为南郡治所,很长时间内也是荆州的机关所在地;于南朝为西京,同南京并立;自唐代起为荆州府治所,明清两代皆沿袭唐制,故而江陵城又称为荆州城。也正由于这一历史渊源,江陵于1996年更名为荆州市,而将其东南一隅命名为江陵县,今之江陵与古之江陵,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

出江陵城东门不到二里地便是草市,这里过去是不太起眼的老城厢,如今旧城改造开发了不少楼盘,又是新加坡城又是万达保利。在明清两代这里可是极为热闹:它向西通往荆州府城,向东南通往长江边的沙市码头,向东北通往江汉运河,由此可直通汉水,上溯襄阳,交通十分便利,因此是明清两代荆州府税关和清末沙市海关的所在地,也是江陵城外的繁华集市。

明朝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的端午节,一个男婴诞生于草市东首的张家台。由于他的曾祖父在他出生前梦见自家水缸里浮出了一头白色大龟,便以此吉兆为曾孙起名——总不能叫“白龟”嘛,那就叫“白圭”吧。

张白圭长大后扬名天下,流芳千古。他曾在书信中说道:“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后来被林则徐化用到了其著名诗句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曾打过一个比方:“爝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弗能救矣”,后来被称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个江陵的孩子,更为世人所熟知的名字,叫做张居正。

张居正故居里的一代名相塑像(视觉中国/图)

江陵的神童

张居正因世居江陵,又被称为“张江陵”。如今江陵虽已改名荆州,却仍以他为骄傲,城里有张居正街,城外有首辅路(张居正曾任内阁首席大学士十年,明代又称首辅)、太岳路(张居正号太岳),俨然成为荆州的城市名片。

其实张居正祖上并非江陵本地人,而是源出于拥立明太祖朱元璋打下明朝江山的淮西集团。根据张居正回忆父亲兼及先祖的文章《先考观澜公行略》,张家七世祖张关保是濠州定远人——濠州便是今天的安徽凤阳,乃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后来亦由朱元璋御笔改名为凤阳;定远如今隶属安徽滁州,但在民国以前一直属于濠州和凤阳府,因此张关保和朱元璋是凤阳同乡。

在元末农民起义的风潮中,出身卑微的朱元璋不甘久居人下,打着红巾军的旗号跑到定远募兵,搭建起自己的基干部队:淮西集团,张关保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兵。他在定远老乡徐达麾下攻略淮西,南下合肥,渡江攻取采石矶,又随军平定江南,足迹远至两浙、闽粤,凭着多年的功劳苦劳在明朝一统宇内后荣升归州长宁所千户,也就是驻扎在湖北秭归山区的一名基层部队指挥官,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团级干部,这对于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来说,也算是十分圆满的归宿了。况且根据明代军制,张关保入了军籍,其家庭就成为职业军人世家,世代当兵吃粮,在元末明初那个兵连祸结的年代这可是一份相当珍贵的铁杆庄稼。

然而,到了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诚这一代(也就是梦见白乌龟的那位老人),由于他是张家次子,无法世袭千户,只能在长兄手下当兵。加上明朝进入中期,朱元璋建国时曾经引以为豪的“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军户军屯制走向破产,军屯土地日渐萎缩,军户家庭日益破落,“军士妻子,衣食不给,皆剜蕨根度日”,养活不了逐代增殖的军户子孙。张诚只得离开祖辈服役的归州长宁卫所,搬到江陵城外的草市自谋生路,从此脱离了军籍——这便是“江陵张氏”的低调缘起。

荆州古城东门寅宾门宾阳楼(视觉中国/图)

张家先祖行伍出身,世世代代目不识丁,家族传承毫无文化底蕴可言。张诚落户江陵,给儿子张镇在辽王府谋了份护卫差事,继续当兵吃粮,依然没有文化。张镇就是张居正的祖父,他生子张文明——“文明”这个名字也是张诚老先生取的,希望孙子改弦易辙,用知识改变命运,以文化提振家声——结果仍是枉然:张文明虽然走门道补了个府学生,却始终考不上举人,够不上官僚的门槛。《儒林外史》中范进五十四岁才得到考官赏识考上秀才,但只参加了一次乡试便中了举人,衍生出“范进中举”的悲喜剧;而现实中的张文明先后考了七次乡试,前后至少考了21年,到了范进中举的年纪终于承认自己不是这块料,就此罢手。

然而,张居正出世后,世代白丁的张家文脉指数直线飙升。事实上,促使张文明放弃参加科举考试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他的儿子张居正这一年已经进了翰林院。如果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张文明参加七次高考(乡试)都没有过录取线,但他的儿子早已博士毕业(会试),完成了博士后阶段(庶吉士),这会儿都拿到终身教职(tenure-track)了。

张居正从小就是江陵的传奇人物,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别人家的孩子”。

比如,张居正两岁时,堂叔同他开玩笑,随手翻开《孟子》要他记住“王曰”二字;过了几天,发现张居正居然真能认出这两个字——虽然“王”“曰”字形简单,但对于两岁的孩子来说却并非易事。

又如,张居正五岁入学读书,十岁通六经,虚岁十二岁便参加童生考试,轻松通过,成了俗称的秀才。当时他还叫“张白圭”,荆州知府李士翱对他惊为天才,将其名字改为更有格局的“居正”二字,并将他介绍给湖广学政,希望为他今后的科考铺平道路。

再如,镇守江陵的朱姓藩王叫做辽王,早先是朱元璋的第十五个儿子朱植,封地在辽西,故称辽王,建文帝朱允炆时期怕他伙同皇叔燕王朱棣造反作乱,因此将辽王迁至荆州府,却没有改称荆王。辽王朱植的七世孙朱宪与张关保的七世孙张居正同年,由于他幼年丧父,早早就袭封辽王,由其嫡母毛太妃主持家务。这位毛太妃望子成龙,便将王府护卫张镇的神童孙子召进王府陪儿子读书,还动不动拿这位新科秀才作为正面典型教育儿子:你们俩一般年纪,你是大明朝的金枝玉叶,人家是山沟沟里爬出来的丘八后代,世世代代伺候我们朱家,照理说是有天壤之别。可是你如果再不努力用功的话,将来迟早你要被人家牵着走!

你看,纵然贵为皇亲国戚,也免不了被虎妈敲打,可见此事自古皆然。

荆州古城(视觉中国/图)

到了十三岁时,全省乃至全国最年轻的小张秀才从荆州府江陵县登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去武昌府江夏县,参加他的人生首场乡试,也就是省一级的科举考试。荆州段长江又称荆江,因江汉平原地势平坦,这段河道千回百转,曲折悠长,先向东南绕了个大弯到达岳阳,再调头转向东北,经周郎赤壁而至江夏。这也是少年张居正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在古云梦泽的遗存、千湖毕集的武昌府见到了驻节于此的湖广巡抚顾璘。顾“省长”久闻张居正“盛名”,专门请这位小神童到楚王府见面,为他单设了一场面试,让他以王府花园中的修竹为题作诗。张居正的文集《张太岳集》中收录了这首他最早的诗歌作品《题竹》,其尾联写道:

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将竹叶比作凤毛,秉承竹之气节,竹之冲劲,直上百尺竿头,独览群芳。虽然诗句稚气未脱,却展现了小秀才的自信与豪气,无怪乎顾璘对他极为赏识,视为未来之国器。

根据张居正的回忆(《张太岳集·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顾璘有一次留他在公馆吃饭,席间把儿子顾峻叫出来,指着张居正介绍:“这就是荆州的张秀才,将来迟早要成为社稷重臣,到那时你去拜会他,他一定会记挂你是故人之子而提携你的!(此荆州张秀才也。他年当枢要,汝可往见之,必念其为故人子也)”这番话分明是把少年张居正视为同辈人,将儿子降了一辈,这也难怪,因为顾璘对张居正“一见即许以国士,呼为小友”。

张居正的这位忘年交对他的前途非常上心,私下去找中央派来监察本次乡试工作的御史,软磨硬泡,百般施压,要求他务必——不得录取小张秀才!

为什么呢?顾璘认为张居正这样才华横溢的神童,从小受人追捧,意得志满,在其《题竹》诗中表露无遗。如果让他十三岁就中了举人,成为全国学界的传奇人物,对他未来的人生不见得有好处,倒不如由自己来做一回恶人,让他摔个不大不小的跟头,经历一次挫折教育,促使他磨砺意志,今后更加奋发图强。

有明一代,科举制度已相当成熟,为防考官与考生串通作弊,需由弥封官将答卷开头的姓名、履历部分折叠粘合,盖上骑缝章,称为“糊名”,用意在于不让考官知道答卷出于哪名考生之手;然后交誊录房用朱笔抄写一遍,再由对读官校读一遍,用黄笔订正抄录错误之处,用意在于不让考官由笔迹辨认出考生;其后答卷才流转到房考官手中,以蓝笔评点,最后将优异答卷呈送给主考官,即所谓“荐卷”。

在这样的严密制度下,想要提拔学渣固然不易,但想要打压学霸也同样困难。张居正的试卷果然被荐卷至主考官处,那位负责公平考试的御史一定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考官将张居正落榜。

被省长当面捧到天上,又在背后推落尘埃的小张秀才是否就此看透世事阴暗、人情险恶呢?张居正在多年之后功成名就之时袒露心声:

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张太岳集·书牍十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也就是说,张居正自始至终衷心感激顾璘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丝毫不提乡试落榜事件,说明他完全理解并接受了顾璘这份奇特的人生礼物。张居正的早慧,由此可见一斑。

荆江日落(视觉中国/图)

从江夏回到江陵,小张秀才闭门读书三年,再次参加乡试,果然中式,成为湖广最年轻的举人。这回他又去拜望顾璘,顾省长解下自己腰间佩戴的犀角腰带,送给小张举人,并且说道: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明史·张居正传》),意思是你今后迟早是要当一品大员佩戴玉带的,这条二品犀带你权且先凑合着用吧。此后,张居正又在顾璘的建议下潜心修学七年,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参加会试,高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这是个过渡性质的职位,先在翰林院工作三年,如果称职的话就可以担任翰林院编修,也就是正式的“翰林”。由于明清两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明史·选举志》),因此庶吉士亦可视为内阁大学士的人才储备库,明代称为“储相”,或者说相当于国务院的管培生。

二十三岁的张居正由此背井离乡,在北京定居,开启了一段新的生活。

江陵“间隔年”

七年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十而立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请了长假,回到老家江陵,开始休他的“间隔年”。

据张翰林自己陈述:“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张太岳集·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也就是说他请了病假回家,前前后后待了六年,当时就准备这么过下半辈子了。

事实上张居正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在江陵度过了大约三年悠闲时光,根据其长子张敬修编写的《文忠公行实》记载,他首先带着家人在小湖山中搭了个茅草棚,种了半亩竹园,也就是一丛竹子吧,养了一只鹤,过上了文人雅士心目中标准的清逸生活:“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每天洒扫庭除,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有时打坐,效仿王阳明养吾浩然之气,然后“博极载籍,贯穿百氏”,也就是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最后还用了一组后人读来颇有些矛盾的描述: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既然说他在用心钻研“当世之务”,怎么又强调他的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无拘无束脱离了当世尘俗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间隔年”开始之前,张翰林的两首诗作:

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

秋风不相借,靡为泉下泥

…………

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

…………

种松勿负垣,植兰勿当逵

临市叹黄犬,但为后世嗤

另一首:

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

朝织锦绣段,暮成龙凤章

…………

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

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

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张居正不是穷工雕琢或者寻章摘句的文人骚客,他用诗歌来抒发情感而非卖弄才学。这两首诗写得相当浅白,第一首感叹人生苦短,担心生不逢地,绝世才华也将倏忽而过,化为泉泥;第二首以身负绝技的织妇自况,希望跨越阻碍见到明主,为他尽心竭力施展才华。

那么“明主”又在哪里呢?

长湖的田园风光,长湖是宋末由古云梦泽变迁而成的长条状河间洼地大湖泊,位于今天荆州、荆门、潜江三市交界处。 (IC Photo/图)

当时的嘉靖帝出身藩王,为人聪明,性格刚毅,执行力强,是明朝少有的天才领导人,但其统治前期将大量精力虚耗在如何追封其生父兴献王的所谓“大礼仪”之争上,从现代眼光看来根本不值一提。待通过此事清洗了反对派群臣之后,嘉靖帝又转而尊崇道教方士,追求长生不老,贯穿其统治的中后期。为了提炼“仙丹”,嘉靖帝听信妖道蛊惑,强征大量少女入宫,只允许她们食桑饮露,取其经血合药炼丹,其间又百般虐待,先后打死二百余人。宫女们不堪忍受,试图趁嘉靖帝熟睡之际将其勒死而未遂,史称“壬寅宫变”。此事让嘉靖帝大受刺激,决定彻底离开紫禁城住到西苑万寿宫,也就是今天的中南海。

张翰林回家休假那年,“明主”已经搬家十一年了。此后的十二年,他仍将继续不履紫禁城一步,自然也就谈不上接见群臣。无怪乎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忠心耿耿的海瑞公然上疏斥责已成半仙之体的嘉靖皇上:“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

虽然不上朝不露面,嘉靖帝依然将国家统治大权紧紧控制在手中,不时通过处决、廷杖和贬斥高官来震慑群臣,平时则仅在西苑接见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等内阁重臣。张居正作为年轻的储备人才,自然是无缘见到皇上的。

当时的天下大势又如何呢?蒙古人侵扰河套地区已近百年,主张出兵收复河套的首辅夏言被杀,此后再无人敢轻言此事;西线未平,东线又起战事,继位的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从大同、宣府一线侵扰边境,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也就是张居正庶吉士期满正式进入翰林院那年,俺答汗率轻骑经古北口穿插至北京近郊,大肆杀掠,当时京城守军编制十四万人,实际却不足六万人,根本无力驱逐鞑虏,贪婪成性的首辅严嵩束手无策,只得等俺答汗抢够了之后自行退兵,再杀了兵部尚书来塞责了事。

有感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张居正曾上疏嘉靖帝,从宗室、人才、吏治、国防与财政五个方面指出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这道《论时政疏》当然没有得到皇帝与首辅的重视,石沉大海。

眼见国势日蹇,嘉靖帝却深居宫闱不出,只顾炼丹升仙,首辅严嵩因循无为,专权敛财,次辅徐阶明哲保身,静观其变,作为七品京官的张翰林体验到了深深的无力感:原来就算天才少年进了国家中枢,也不见得就能大显身手,还是得苦熬日月等着头顶尸位素餐的领导们逐渐让出官位。

于是,张居正选择了回江陵休“间隔年”。他一方面休养身心,抛却在京七年积累的挫折感,一方面饱览群书,重新给自己充电,为将来可能到来的政治机会而做好充分的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文忠公行实》说他“究心当世之务”却“翛然无当世意矣”:在“当世”已经不会有“明主”来发挥他的才干了。

那么张隐士在江陵还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首先,他躬耕务农,体验百姓疾苦。张居正在这段时间写过一篇《学农园记》,描述了他对当时农民艰辛生活的观察与同情,大意是说官府课税比救火还着急,农民辛劳一年,只能勉强吃上一顿饱饭,万一再碰上灾荒,就不得不卖儿鬻女造成母子离散,这令人一边同情悲伤,一边担心激起民变(《张太岳集·文集九·学农园记》:每观其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张太岳集·文集九·荆州府题名记》)。进入而立之年的张居正由此陷入思索:如何既能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社会稳定,又能提高征税效率,缩小财政赤字,扭转由底层贫民替官僚士绅交税的乱象。张居正后来提出的条编法(后世讹为“一条鞭法”),将老百姓头上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合而为一,重新丈量土地,合理确定税基,其政策规划雏形便始于此时。

其次,他亲历洪峰,酝酿治水方略。荆江河段由湖北枝江至湖南岳阳,因地势低洼,长江上游裹挟的泥沙冲出三峡后在此沉积,河床逐步抬高,加上河道弯曲,泄洪不畅,极易造成洪灾,冲毁堤坝农田,故而素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张居正在江陵隐居三年,亲眼看到洪水泛滥对于荆江两岸百姓造成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极为痛心,开始研究如何防患于未然。后来张居正入阁主政,遂严令荆州地方,加高加固荆江堤防,切实缓解了荆江北岸的抗洪压力,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在荆江南岸开辟蓄洪区消解洪峰的策略,一直延续至今。

(梁淑怡/图)

更重要的是,张居正长期关注水利建设,使他得以慧眼识才,培养提拔了明朝最伟大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为了避免扯皮,提高管理效能,张居正将黄河河道治理和京杭大运河漕运管理这两个不同的职能部门合二为一,统一交给潘季驯来管理。潘季驯果然不负重托,设计了由缕堤、格堤、遥堤组成的综合性防洪体系,以其独到的“束水攻沙法”冲击河床底部泥沙,实现清淤防洪,从而在隆庆、万历年间实现了黄河、淮河和大运河的长治久安。

其三,他收集证据,着手约束宗室。前文提到过,荆州府的辽王朱宪㸅与张居正同年,张居正少年时曾到辽王府陪读,还曾无意间得罪过这位无心向学的小王爷。此次返乡闲住,张隐士再次得以与这位旧相识打起交道。此时的朱宪㸅已经成长为薛蟠式的人物,声色犬马,沉迷方术,抢掠民女充斥后宫,兼喜龙阳蓄养男宠,同时还欺凌其他宗室成员,鱼肉百姓就更不用提了。张居正早在《论时政疏》中就关注到宗室无限增殖,对国家造成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问题,这回正好借朱宪㸅作为反面典型,收集了大量证据,后来于隆庆二年上疏弹劾。朱宪㸅应对失措,被朝廷以谋反罪名废为庶人,送往安徽凤阳的皇家宗室监狱囚禁终身,相当于扫除了江陵城的一大黑恶势力。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隐士终于结束了他的“间隔年”,离开江陵的茅屋竹园,北上京城销假,重入翰林院供职。路上他写了一首《割股行》,意境与“间隔年”开始前的诗作大相径庭。他在诗的末尾写道:

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

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又过了十年,嘉靖帝这位明代的道君皇帝才由于长期服用“仙丹”导致慢性中毒而死去,彼时大明朝武备废弛,边乱频仍,地震、水灾接连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国库极度空虚……而张居正的时代,正姗姗来迟。

欲归江陵而不得

张居正的府邸位于江陵城内,但并非今天紧邻荆州城东门的张居正故居——那是改革开放后依托江陵碑苑重新修建的仿古建筑,作为张居正纪念馆来说建设得相当用心,但这里毕竟既不是原址也不是原物。很多人认为张居正弹劾朱宪㸅后接收了辽王府,将它改建成了自己的府邸——这也是张居正死后被控主要罪状之一,但史家对此尚无定论。

荆州东门内的张居正故居 (王在田/图)

万历六年三月,公元1578年,首辅张居正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江陵,住进了自家府邸。他这次回来是为了安葬其父张文明。

为了这件事,朝廷已经折腾了半年,京城百官吵翻了天,有人被勒令退休,有人被罚俸,还有不少高官满怀着崇高的正义感挨了皇帝的廷杖——也就是当众褪下裤子打屁股,有人被当场打死,也有人把一块打飞的臀肉捡回来制成腊肉珍藏,作为自己英勇不屈捍卫名教纲常的永恒纪念。

事情的缘起是万历五年夏天,七十四岁的张文明卧床不起。张首辅原拟回乡省亲,但恰逢万历帝将于次年三月举办大婚典礼,张居正作为小皇帝的老师、文武百官之首乃至事实上的摄政,实在无法于此时告假;但如果等到办完皇上的喜事再动身,就得到第二年夏天了,牵挂父亲病情的张居正坐卧不宁,度日如年。(《张太岳集·书牍九·答司寇王西石》:今定婚期于来岁三月,则陈情之举,当在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为岁,奈何?)

到了九月末,噩耗传来,老先生已于九月十三日亡故了,张居正随即准备回江陵“丁忧”——这是明代制度,官员的父母亡故后,需要解除一切职务,返乡守孝二十七个月,称为“丁忧”;期满之后官复原职,称为“起复”。明英宗正统十二年曾颁布法令: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夺情”是指由皇帝下令免除官员解职义务,直接起复。正统帝下令禁止夺情,体现了明代官僚集团对于儒家孝道的高度重视,亦即回家守孝比侍奉君王更重要。

然而,张居正的丁忧却碰上了硬钉子。万历帝十岁登基,当时的首辅高拱遭到掌印太监冯保狙击,在万历帝第一次朝会上被意外贬斥,削职为民,赶出京城;次辅张居正遂升任首辅,尽心竭力地辅佐这位天资聪敏的小皇帝。到张文明亡故时,张首辅已获得万历帝的充分信赖,成为朝廷的顶梁柱,因此小皇帝不愿意也不敢放他回乡丁忧守制,赶在他进宫辞行之前颁布圣旨,大意是说您是上天派来辅佐我的良臣,也是自古罕有的忠臣,一定要以我和社稷为重,抑制哀思,这才是最大的孝道,您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欣慰的(《张太岳集·卷四一·闻忧谢降谕宣慰疏》: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明神宗朱翊钧,10岁即皇帝位,年号万历。 (视觉中国/图)

万历帝又向吏部作出指示: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张太岳集·奏疏六·乞恩守制疏》),只允许张居正在京守孝至七七,不允许回乡丁忧。

吏部一把手张瀚奉命慰留张首辅,但他认为丁忧守制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宜慰留,故始终置之不理,结果被勒令退休,与他立场一致的吏部二把手则被停发工资三个月以示惩戒。

看到有人为了自己的家事丢了乌纱帽,加上自己连上两道奏折未获批准,张居正感受到了小皇帝的决心,不得不同意“夺情”,但同时提出夺情期间停发俸禄、不参加祭祀礼仪、次年大婚后再行返乡葬父等要求,勉强留在了内阁。

然而,世人眼中看不到他屡辞不就,看不到他顾全大局,也看不到他自行停薪。世人看到的,是首辅张居正贪恋权位,置亡父于不顾,丧心病狂,猪狗不如(见邹元标上疏: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

很快,各级言官纷纷上疏,抨击张居正的“夺情”行为将导致纲常扫地,国将不国:

“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

“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

“窃惧士气之日靡,国事之日淆也!”

还有人说着说着由维护纲常转向攻击首辅,说他腆着脸不肯走(“居正今以例留,腆颜就例矣”),还隔空质问张居正:当年徐庶因老母死后方寸已乱而辞别刘备,难道张居正的父亲死了,他的方寸就一点都不乱吗?真是连匹夫都不如!

看到这些奏疏,万历帝大发脾气,决定对这些抨击者施以廷杖。翰林院的负责人王锡爵担心打出人命,带着十几个翰林强行闯入正在治丧谢绝会客的张居正府邸,非要他来出面解决此事。史载张首辅向他们连连叩首,举刀欲自刎,口中高喊: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吧!(《明史纪事本末》:居正屈膝于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

当时张居正五十三岁,已在官场锤炼了三十年,早已是“沉毅渊重”、喜怒不形于色的资深官僚,若非承受丧父之痛,又同时受到君主与清议的双重施压,何至于癫狂至此?

张居正为万历帝编著的《帝鉴图说》。张居正作为明神宗的老师,专门为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编了学习教材。 (视觉中国/图)

“夺情”事件对于张居正的影响很深。史家认为,经过这一打击,张居正行事变得愈发“操切”,也就是对人更加严苛,不再和风细雨,对事更加激进,不再稳扎稳打。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他由父亲之死联想到人生苦短,时不我待,必须加紧推动新政——此时的张居正只剩下四年寿命了;二是他因“夺情”而被世人深深误解和鄙视,反而得以不再顾及世俗偏见,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进改革;三是明朝积弊已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张居正掌权以来苦心经营,此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不得不触动到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张太岳集・书牍十・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以上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张居正转入了一种高歌猛进的工作状态,将万历新政推向顶峰。此前提到过的河槽机构合并、丈量天下土地等举措都是在这一时期迅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果的。

在国防上,张居正大胆任用戚继光、李成梁、殷正茂、王崇古等名将能吏,南平倭寇,北定九边,使我国边疆进入了一个空前稳定安全的时期。

在吏治上,张居正破天荒地推行“考成法”,也就是对官僚集团引入绩效考核机制,严控贪污浪费、公款私用,裁撤了上千个官员岗位,也追缴了因官员不作为而拖欠多年的赋税。

在税制上,张居正推行条编法,改革税制,简化税种,清丈土地,较80年前增加了近300万顷耕地,既扩大了税基,也缓解了土地兼并造成的税款流失,全国税收陡增近1.5倍。

最终体现在财政上,万历新政一改此前每年三百万两以上的政府财政赤字,反而盈余三百万两。到张居正去世时,户部库存白银达到创纪录的1250万两,仓库存粮可支十年——这便是明朝中后期的万历中兴,嘉靖时代已颓态毕现的明朝国祚在张居正的努力下又得以延续一个甲子以上。

难怪小皇帝诚恳地对张居正老师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明神宗实录》)

尾声

万历十ー年(1583年)五月初五,张居正五十八岁冥寿,也就是他病死后不满一年,刑部侍郎邱蕣率领张居正专案组从京城出发,长途跋涉近一个月,终于抵达江陵张居正宅邸,奉万历谕旨查抄张府。

为了不让张家转移“赃物”,荆州府、江陵县两级官员四月二十一日得到消息,次日就查封了张府,张家上下人等一概不许离开。张府内外成了禁区,严禁通行,门前日夜有军士把守,被困在府内的男女老少只能依靠存粮果腹——长江中游五六月的天气,哪有人家会储备大量生鲜食物呢?

于是,等到专案组半个月后赶到时,张家已经饿死了十几口人。

抄家抄出了多少财产呢?大约十万两白银,远远低于专案组的期望值二百万两。邱蕣不死心,在张府内对“先生的子孙”们严刑拷打,逼得长子张敬修悬梁自尽;次子张懋修投井自尽,未遂。张敬修在遗书中写道:吾母素受辛苦,吾妻素亦贤淑,次室尚是稚子,俱有烈妇风,闻予之死,料不能自保。尤可痛者,吾有六岁孤儿,茕茕在抱,知亦不能存活也——读来令人涕下。

最后总算万历帝“隆恩浩荡”,给已经毙命的主犯张居正留了个全尸,圣旨曰:(张居正)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

张居正故居中的万历御笔“元辅良臣“ 和“纯忠”(视觉中国/图)

作为抄家的最后一波,在将近四百年后,江陵的红卫兵们挖开了张居正墓,撬开了张居正的棺材,陪葬物品只发现一条代表一品大员身份的玉带和一方砚台。

由此,我相信二百万两的KPI可能确实定得太高了,也确实没有找到。

张居正死后七十年,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感叹,“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只可惜,世间再无江陵!

(参考书目:《张太岳集》《文忠公行实》《明实录》《明史》《明史稿》《明史纪事本末》《张居正大传》《万历十五年》《郦波评说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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