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教育观察报告(2020-2021)

走过中国超过1100个县市,是种什么体验?

作为以问题为导向的调研项目,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本次采取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模式,在过往的4年时间,脚步踏遍两百余个地市、一千一百余个县域,走访农村不计其数。

为了获取一线案例资料,项目展开访谈式调研,访谈对象包括乡村区域内中小学校长、老师,及学校其他管理干部、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公益机构负责人、学者等,访谈对象近200人,总时长95.1小时。

调查问卷及抽样按照每个学校不超过2位、每个县区不超过10位的抽样模式,通过电子问卷及纸质问卷形式,调研样本两千余个。

最终从五个角度深度剖析乡村教育现状:课程、师资、载体、再分配和家庭。

课程:学什么?

通过调查访谈发现,乡村教育小学阶段,语文、数学、英语三大主科的地位不可撼动,但音体美及思想品德等科目的开设情况令人担忧:开设的学校要么没有专业老师授课,要么干脆留给孩子“自行发挥”,一位老师身兼数职,副科课程的意义难以觅见。

为了维持多样化的课程设计,保持拓展课程的开设,短期支教老师成为乡村小学的“救命稻草”,有老师表示对于支教老师的态度,“校长就一句话:‘你尽管来,教什么都行。’”

乡村教育由于其不成熟性,乡村的课程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去乡村化和城市化倾向,出现学习、模仿甚至是照搬城市课程体系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况会带来课程“水土不服”的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乡村教育课程呈现出“残”“虚”和“乱”三个特点。

“残”即课程体系残缺,素质教育课程体系难以建构,课程体系的完整度难以保持;“虚”即乡村课程体系的支撑力不夯实,师资队伍缺乏,存在非常多的乡村教师兼任多门科目的情况;“乱”即乡村学校课程存在不可持续的特点,稳定性和延续性不强,存在经常随着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是校长意志发生转移的情况,导致教师和学生难以深入理解和实施课程。

师资:谁来教?

在时代发展大势下,乡村教育需要一支专业性和公共性兼具的高素质的乡村教师队伍,乡村教师不再是传统的教书匠角色,被时代赋予公共性的重任,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引导者。

但“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是阻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难题。

结合乡村教师老龄化现状来看,乡村教育师资短缺的一大困境在于乡土文化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渐瓦解,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随之淡化。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乡村教师,也逐渐与乡土社会疏离,对于乡村的归属感不再浓烈。

“我从乡里调到县城里去也是没有办法。我的家在城里,去乡里教书路程远而且也不安全,陪伴家人,尤其是孩子的时间也比较少。”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某中学教师韩良丽(化名)充满了无奈。

虽然在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下,乡村教师群体的学历正在逐步优化,乡村学校副科教师短缺的情况也在逐步缓解。但是,乡村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不断淡化,来自生活的掣肘逐渐明显,使得乡村师资队伍的稳定性问题逐渐成为乡村教育发展的阻碍。

实现公共性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给予乡村发展一定程度的资源倾斜。在立体的乡村教育建设中,需要激发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

载体:怎么教?

随着多年来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不断升级。

电子化教具是一些企业、机构、高校在试图改变乡村教育过程中进行的尝试。乡村师资的匮乏、课本知识的有限、传统教具的局限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了电子白板在教室中的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交互式电子白板,其为师生的跨空间实时互动创造条件,有了互联网搭建的教学平台,一些新的教学模式也应运而生,例如希沃的“专递课堂”、新东方的“双师课堂”。

除了教室内的教学设备,教室外则是学生释放压力和休闲的场所。安全的户外设备和场地,由此成了刚需。

项目组调研数据显示,受访学校中,乡村小学跑道的配置率为61.72%,操场的配置率为82.81%。但操场、跑道、篮球场往往混为一体,材质与场地面积也还处在“原始”阶段。

在运动场地以外,厕所也是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尚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虽然不少学校拥有水厕,但学校并不开放使用,仅使用旱厕。原因在于厕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台设备,冲水厕所在运行过程中将消耗大量的水电,这些无形中提高学校成本,甚至与教师薪资持平。

再分配:如何均衡?

从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中心多年观察来看,教育资源领域的分配遵循三次分配机制,但主体因其特殊情况有所改变:

初次分配由政府主导,讲求公平与效率;再分配通过道德力量推动,组织与个人自愿捐赠;第三次分配由家庭进行,是能够直接把握的非制度分配。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初次分配中,部分地方政府未贴合实际需要,对单一学校进行“一窝蜂”式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总体教育资源的过度侵占。

在以公益组织为主导的再分配中,物化指标使教育资源分配的过程变得简单,但是不贴合实际的盲目捐赠和学校的照单全收再一次影响了教育均衡的天平。

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城乡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并未完全脱离政策主导,教育资源通过零星的政策不断倾斜、堆积,仍有部分乡村学校没能充分享受到资源的优惠,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陷入“强校更强、弱校更弱”的恶性循环。

家庭:怎样持续?

从教育第三次分配向外延展,家庭是其中最为独特且核心的主体。

作为教育的起点与基础,诸多发生在孩子身上的问题,可以从家庭之中找到起因与症结。比如留守儿童、未成年人保护等问题。

互联网侵袭下,家庭情感的缺失迫使乡村儿童转向虚拟的网络世界寻找慰藉,极易获得且成本低廉的智能手机成为挡也挡不住的“洪水猛兽”,手机中的短视频与网络游戏占用课后大量时间,甚至在文化上产生负面引导。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留守儿童家庭,一方面,手机作为联络工具不得不存在;另一方面家长为了满足子女的正常生活和教育需求,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相应陪伴孩子的时间便要减少。

另外,基于父母文化背景的家庭教育不到位也令人唏嘘。学生不听话,老师向家长反映情况,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不用管他,不死就行。只要不让他当小偷,学不学无所谓。”一些家长对子女教育处于放养状态,遵循旧思想,凭经验教育子女。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割裂开来,三者需相互合作,形成良性的资源流通、资源共用,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教育发展,实现乡村教育振兴。

(项目组成员:郑硕、赵明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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