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科技是一把更厉害的手术刀”

文/本刊记者 梁辰 发自北京

编辑/黄剑 hj2000@163.com

陶勇有很多种身份：葡萄膜炎和眼底病专家、恶性伤医事件的当事医生、网红医生、健康科普博主……现在，他更愿意用“新医生”来定义自己——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网络平台，让医疗更高效、更精准的新理念医生。

每周三下午4：30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的例会时间，主任陶勇会带着全科室的医生做病例分析和业务讨论。

这天的分享者是一位在读博士生，她的PPT以康德和孔子的名言开头，末了，又通过分析《红楼梦》的人物特点来提醒大家，要看到内在的真相而不能被表象所迷惑。

有些生硬的类比让在场的听众啼笑皆非，但在其导师陶勇看来，她至少开始摆脱原来局限在单一学科的机械性重复，而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文和社会层面。这很大程度是受陶勇的影响。

陶勇把医学看作“人”学。他曾对立志报考医科大学的学生说：“未来决定你在医学领域高度的，不是你提前把解剖学读了，而在于你对医学的理解程度——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好医生，不如从现在开始细心观察和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受伤后，为什么那么多患者跟我保持着联系？因为我看到了他们背后的故事，尝试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每一个故事又加深了我对医学、社会和人性的理解，让我能够从患者的角度去解决问题，”陶勇从不认为医生和患者只是一次性的买卖关系。

陶勇对“关系”的理解，也延展到10岁的女儿。虽然孩子在寄宿制学校上学，而自己公务繁忙，两人见面的时间不多，但他掌握了一套特别受用的教育方式——在孩子面前示弱。

比如，让女儿掌握一个复杂汉字的写法，他会说：“这个字爸爸怎么都写不好，你能帮帮我吗？”——由此激发孩子学习的主动性。女儿学日语，为了给她一个表现的机会，他特意点了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机器猫》日语歌，女儿就学来唱给他听。“孩子之所以会逆反，很大的原因是他的主张或能力没有观众来欣赏，家长应当放下身段当孩子的观众。”

医疗的最大问题在于无序

陶勇伤后复诊，原本每周三出诊主任号。2021年5月开始，他成为朝阳医院的知名专家团队成员——每周不直接出诊，也没有固定的出诊时间，只看那些从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处转上来的疑难患者。

在他看来，这是科室内的分级诊疗（注：分级诊疗制度是指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应该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在基层医院治疗，疑难病、危重病在大医院治疗），通过在眼科内部进行分级转诊，可以让医疗资源更加合理和有效地分配。

陶勇原先每天看诊的六七十个病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病情并不严重但熟悉通过手机、互联网挂号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是通过关系辗转找到他的“人情患者”（基本也是病情较轻的），真正有疑难眼病、岁数大的人，反而挂不上他的号。现在，他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处理真正的疑难问题。

前不久，一名患有青光眼的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又称艾滋病毒）感染者通过科里的一位主治医师找到陶勇。患者说明情况后，陶勇在一间独立的诊室给他做了诊断和激光治疗。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受伤之前，陶勇的诊室永远是人头攒动，很难顾及每一名患者的隐私。

“我觉得医疗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资源和投入少的问题，而在于无序。一旦建立了秩序，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提升很多。”陶勇说。

从体力上讲，他比原来付出得少了。原来每天看诊的几十号病人，好多都是不需要他“亲自去折腾的”。现在，他每周有了固定的健身时间，体重从刚出院时的160斤，减到了现在的140斤，整个人看起来更精神了。

由于长期患有脂溢性皮炎，为了省却每天洗头、上药的麻烦，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亲手推光了头发，戴上一款由专门做假发的患者给他挑选的假发，毫无违和感，最关键的是，这样“又节省出来好多时间”。

陶勇把时间的有效利用与实现生命的价值相关联，“我去年遭受的恶性伤医事件（详见本刊2020年报道：《陶勇 我看过太多悲惨的命运，更能承受打击》），是一种对身体和生命的打击，这是硬刀子。而为了绝对安全，让我的生命消耗在没有价值的吃喝拉撒睡、重复性工作和无效社交上，这是软刀子，对我而言，这也是一种伤医事件。”

从Fast Follow到Original

陶勇在医疗以外的时间现在是这样分配的：70%在科研及其转化上，20%在科普，10%在公益——重心首先是科研。

陶勇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导师为黎晓新教授，她是最早把玻璃体切割手术带到中国的开拓者之一，享有“玻切女王”的美誉。毕业时，黎教授对同学们说，你们这一代不能只去模仿和引进了，那种叫fast follow，而是要更多的original，就是原创。

毕业后，陶勇多年研究葡萄膜炎，因其病因复杂、不易诊断、愈后效果差，被认为是眼科的绝对冷门。他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系统性地建立并推广了眼内液检测法——用一根极细的针从眼球内抽出非常少量的眼内液，可以同时检测上万种病原微生物指标，是眼科走向精准诊疗的“一个小贡献”。

这项技术第一次临床应用是在10年前，患者为一名29岁的东北小伙。他新婚不久，不幸患上了白血病，经历了骨髓移植和多次化疗后，出现了视物不清的症状。

陶勇给他做眼底检查的时候，发现离黄斑特别近的地方出现了病变。当时，陶勇刚评上副主任医师，出专家门诊。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在病人的黄斑病变还没有严重到影响视力的情况下，进行积极治疗，遏制病变。但这种治疗是有风险的，在患者视力尚好的情况下，如果积极治疗没有成功，病人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视力下降是这次诊疗的后果。另一个选择就是等待，不采取任何措施，直到他的视力受到严重影响之后，再做治疗。这样就不会有被患者误解的风险，但视网膜的坏死病灶一旦扩散，就可能导致患者丧失视力。

犹豫了很久，陶勇选择了第一种方案。他利用眼内液检测技术，测出了这名患者是巨细胞病毒感染，于是迅速地采用了抗病毒的治疗方案，使病变在短时间内消退。

这次勇敢的尝试，给了陶勇很大的信心。此后10年，他和科研团队一直不断打磨和升级这项检测技术。“眼内炎症是致盲的主要原因，但凭经验并不能快速准确地诊断。医学肯定是要往更加精准、循证和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受伤的左手让陶勇今后很难再登上手术台，但他相信科技是一把更厉害的手术刀。

这项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创新是陶勇及其团队的十项专利之一，已经在北京朝阳医院科创中心的帮助下，实现成果转化，普及到全国三百多家医院，为五万多名眼病患者进行了检测。

“科技这块我已经积累了很多年，我现在的科研和转化团队已经搭建完毕，开始逐步走入正向循环——持续地产生新的科技成果，使产品持续供应，让患者、消费者享受到更加稳定和高质量的服务。”在科创中心的帮助下，陶勇以入股形式创办的第三方检验公司得以名正言顺地发展。

陶勇在医疗以外的时间现在是这样分配的：70%在科研及其转化上，20%在科普，10%在公益——重心首先是科研（摄影 / 王轶庶，由荣耀 Magic3 至臻版拍摄）

另一项科研成果，利用外泌体技术治疗眼底新生血管性疾病的联名SCI论文已于2021年7月26日在Nature子刊《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发表，目前正在进行工艺优化和标准化体系完善，为开展临床研究打下基础，争取早日获批新药准入。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陶勇经历了两个成长阶段。最初是医学生的阶段——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接受老师传授的经验，然后勤学苦练。对他来说，这个阶段正确但并不艰难，因为它是一个舒适区，所学的内容大多被前人证明是正确且行之有效的。

真正进入临床，陶勇开始陷入一种思考：如果我们诊疗得当的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致盲性眼病？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失明？带着这种疑问，他开始思考自己学过的内容还有没有可提升的空间。

接下来是开拓阶段，不再局限于看病、开方、做手术的传统医疗方式，而是利用分子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和网络平台，让医疗更加精准和高效。

“这条路没有前人的经验，所以它相对艰难，既要克服知识上的漏洞，还要有开创性的技术和手段。但当疾病能在早期被及时诊断、病人的愈后效果更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前面的艰难都烟消云散。”

陶勇记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示教室的墙上挂着前卫生部长的题词“挑战疑难眼病”，“这六个字带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愿意走出舒适区，去挑战无人区。”

先试先行的科研转化之路

早在2012年，陶勇就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立了眼免疫和病原检测实验室，计划将眼内液检测技术在医院内部实现转化，但因为一直没有收费标准，这条路没有走通。

他开始寻求新的解决路径。在咨询了大量律师、高校教授和做过科技转化的同行后，陶勇找到了合伙人，解决了资金和法务问题，最终以入股的形式创办了第三方检验公司，将眼内液检测产品和试剂盒批量生产。

“在整个过程中我是非常谨慎的，每一步都确保回避红线，”陶勇坦言，体制内大多数人在做绝对“对”的事，而他则向前迈了一小步，“我是不干‘错’的事。”

2019年11月，《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获得通过，从制度层面为成果转化提供了支持。2021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开展前沿医学科技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目的是带动全国医疗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如果说之前是踩在底线上面，不违规、不违法。现在则是借着政策的春风，我们这朵迎春花就会加速绽放。”作为长期兼顾临床和科研的医生，陶勇认为，从科研成果到转化落地，中间有一个“断环”，“其实我们国家今天的科研实力已经很强，SCI论文发表的数量和科研经费的投入都不少，但在应用这块的土壤施肥不够，导致种子可能很多都发不了芽。”

北京朝阳医院科创中心成立于2019年12月，科研处处长王京介绍，其成立初衷是搭建一个连接医生、科学家、企业研发团队、融资机构和销售渠道等多方的交流平台，既促进临床研发成果转化，又能将创新成果加速应用于临床。

陶勇的眼内液检测技术是科创中心成果转化的第一个项目，前前后后做了一年多，直到2021年才完全落地。“国家给的政策说明这条路能走通，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总会遇到问题，特别是第一个项目，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我们就想办法，出文件做一些保障措施，然后一点一点往前推进。”王京说，中途无论是陶勇还是院方都有过要放弃的时候，但大家相互鼓励着一起坚持了下来。

“第一个落地项目的鼓励和示范作用特别强，对于科研落地这块，很多人在观望，第一个项目的成功可以鼓励大家往前迈一步，踏踏实实去跟市场接触，并与医院一起，推介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以后拿回正当的收益。”王京说。目前，北京朝阳医院科创中心启动的转化项目接近十个，其中三项已经完成。北京朝阳医院已将科研转化纳入员工职称评价和考核体系，并制定了一系列项目经费的激励措施。

近日，陶勇获得了北京朝阳医院联合海外人才创业大会（OTEC）共同举办的路演比赛一等奖。他把科研转化看作一个摸索的过程，“我们是先行先试，中间难免经历一些曲折，这是最难的。但摸索出一条路径，会让后来的人事半功倍。我很乐意做这种垫脚石，让别人踩在我的肩膀上走得更快。”

“之前总有人提醒我，事业单位的人这样做，不对。也有人说知识分子凭自己的智慧赚钱是理所应当。今天的高考状元大多选择金融、建筑和计算机专业，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有一个经济指标在导引。”陶勇觉得如果要把成果转化这件事情做大，就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

他的检测公司目前还处在“烧钱”阶段，没有给他个人带来实际收入。但随着医疗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他觉得“未来上市也不是不可能”。

真有一天成为上市公司的老板，会怎样？ 陶勇不是没想象过，“很多东西就看你把它定义为目的还是手段。我自己对名牌、吃喝、穿戴这些的欲望本身就不是很强，我要很有钱了，就招更棒的科学家，开发更好的技术，让这些钱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近日，陶勇获得了北京朝阳医院联合海外人才创业大会（OTEC）共同举办的路演比赛一等奖，他把科研转化看作一个摸索的过程（摄影 / 王轶庶，由荣耀 Magic3 至臻版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