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开低走，《乔家的儿女》有点委屈

《乔家的儿女》评分一路下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少在一步剧集刚开播，就迫不及待发表意见的原因。毕竟，剧集不是电影，能被快速品啧出味道。

借用姜文导演的话来看待电视剧的质量就是，我们得“让子弹飞一会儿”。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认为《乔家的儿女》是部烂剧。

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得把它放在正午阳光的作品序列里。

提及正午阳光，观众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细节控。

以年代剧《山海情》为例。

为追求最真实，拍摄涉及到的山货，都是美术团队亲自亲手晒制的，食物也是亲自制作，甚至连重头戏要用到的蘑菇，都是他们亲自沤肥、施种的，以至于黄轩甚至吐槽说进了大棚都熏吐了。更厉害的是他们还按照剧情的发展需要，搭建出一期、二期、三期不同的村社，每一个场景涉及的道具，都跟当地人逐一求证；众多道具、服装都按照1:1仿制，或直接从村民手中求购得来。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

据说当地一个老汉去参观，进入场地后就哭了，因为那些场景，让他想起自己当年受过的苦、遭过的罪。

从《知青》到《父母爱情》，从《大江大河》到《山海情》，从《琅琊榜》到《清平乐》，正午阳光始终秉持着让观众沉浸在剧情对应的年代里，唯其如此，才能让观众对故事产生兴趣和信服。

但很可惜，这个细节控的优良传统，没能在《乔家的儿女》被完美继承。

姑且不说外景有极强的棚拍嫌疑，且在时间更跌时，南京城全景俯瞰看不出太强的年代感，单说女孩子头上用的皮筋、小姑娘们戴的头花，以及乔一成结婚时，婚房里的水晶吊坠，和新娘头上的绢花，并不是八零和九零年代的配饰，它们出现的时间要更靠后，基本在九零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

八九十年代的新娘头饰，手法要比剧情里复杂得多——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其实是一大截流苏，尤其新娘们头上的绢花和发型，《乔家的儿女》至做到的形似，却没有细腻到毫无违和。八九十年代的新娘头饰，手法要比剧情里复杂得多——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其实是一大截流苏，卡在喷了发胶的头发半边，从半个脑门一直垂到肩膀，或者是卷曲在耳根附近。

但略显违和的道具，还不是它口碑下跌的真正原因。

正午阳光尤其擅长多线叙事，能在有限的内容体量里，塑造出多元化的人物群像以及极具典型性的剧情，让故事既具有宏观视角下的立体化质感，又能让观众立领略到人性的复杂多变。

比如《大江大河》系列，它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梁思申等人的际遇和奋斗历程，展现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等不同领域的经济变革，既集中展现里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嬗变，又让观众意识到，每一场变革的发生，背后都有人情和派系的角力。

你不能说造成阻碍的因素，就完全站不住脚；却也不能认为，革故鼎新就一定能顺应人心和时事。

所以在《大江大河》结尾，正午阳光以罕见的魄力，构思了发人深省的收场：东海项目建成，宋运辉却因处分而离开，到更远更偏的地方去开疆辟土。

在正午阳光这类第一梯队的作品里，它在乎的不仅是怎样讲好一个故事，更是要让观众在错综复杂的剧情推演里，意识到艺术之于真相的力量。通俗来说就是：

正午阳光并不着急于美化自己的任何一个角色。

它甚至不吝于展现任何一个角色的局限和缺点。

比如《乔家的儿女》里，乔祖望要把四美送出去，听到那家人说她以后可以“有花裙子穿，有大白兔吃”，乔一成的反应是什么？他偷偷摸摸地找到领养夫妻暂歇的招待所，从书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奖状，可怜巴巴地哀求说“你们收养我吧，我学习好，又懂事”，见大人犹豫，又巴巴地恳求道“我还可以自己挣钱，不要你们费心。”

很难去责怪很想撂挑子、试图撇下弟弟妹妹的乔一成太自私。

就像剧里说的：“凭什么家里大人懒散惯了没得缘法，就要长子担负重任？”

但你能就此诅咒乔祖望吗？

似乎也不能。

就像七七，眼瞅着不能活命时，乔祖望能想到的就是把孩子寄养在二姨家——尽管乔祖望自私自利、视财如命，但他并没有让孩子遭受生命威胁。

类似还有孩子们的上学问题，他并没有强迫他们辍学务工为家分忧，而是一定程度上遵从孩子自己的意愿。特别是乔一成从免费的师范毕业、想要继续深造读研时，他也只是嘴巴上提出了反对，而没有实质性的行为进行阻止。不仅如此，他还在乔一成顺利考取研究生后，送给他一块手表以资鼓励。

当然，这里肯定离不开乔一成的坚持和对抗，但对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讲，毕竟父亲才有最终的决定权。

妥协也能种下善因。

猥琐也能长出善果。

类似处理，在其他角色身上也都有体现，比如叶小朗，比如孙小茉，比如王一丁，比如乔四美。

他们都不完美，甚至那性格里的怯懦、自私或贪婪，都决定了他们命运的飞黄腾达，抑或自作自受。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习惯秉承道德标准去衡量文艺作品的观众迷惑了：他们惯于用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高雅与庸俗、高尚或猥琐、渣男或渣女这些简单粗暴的三观标准，去衡量错综复杂的人性，结果却在《乔家的儿女》里变得模糊不清、迷失方向。

这样的观众，一旦看不到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就容易变得精神紊乱。他们会开始讨厌，觉着那么长时间跨度的剧情，有流水账的嫌疑，充斥着自我说服和感动，每种剧情冲突都安排得不够极致，反而像是一盆又一盆的狗血在剧情里洒来洒去，甚至不清楚主创到底要表达的价值内核是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

三观正不正，其实是道德甚至政治问题；

电影好不好，却是个艺术甚至人性问题。

所谓艺术，就是把不符合道德标准的欲望合法化的过程。

不同于三观标准的简单粗暴，艺术在面对世界和人性的时候，更宽容也更有弹性、更复杂也更有质感。它是在揭示真相，告诉受众世界究竟能有多诡谲、人心到底能有多复杂、而世俗的眼光和评价究竟能有多浅薄。

也就是说，《乔家的儿女》的不足，其实是美术道具的小小遗憾，而不是故事艺术的价值判断。

（来源：南都周刊）